关于北京经济史、民族史、宫廷史的研究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501页（1163字）

这几方面的研究，在北京史研究中均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很多。在经济史方面的重要文章，如于德源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北京地区的农业经济》(《北京史论文集》第2辑)、周继中的《元代大都地区的屯田》(《史苑》第2辑)、陈东生的《试论明代皇庄》(《首都博物馆》丛刊第2辑》、雷大受的《清初在北京地区的圈地》(《北京史论文集》，1980年)等，论述了不同时代北京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对明清时期北京地区皇庄官田的形成、发展和经营方式及其对北京地区农业生产力的摧残进行了探讨。陈高华的《元大都史事杂考》(《燕京春秋》)、刘永成、赫治清的《略论清代以来万全堂的经营形式及其特点》(《北京史苑》1983年第1辑)、杨伯达的《清代玻璃概述》(《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4期)、贺海的《北京历史上的手工业》(《北京史苑》1985年第2辑)、于德源的《元以前北京的商业经济》(《北京史苑》1985年2辑)、任翔的《北京商业中心的变迁》(《城市建设》1982年第3期)等，对北京历史上的手工业、商业从不同角度作了新的探讨。

在民族史方面，近年来发表的论文较多，研究有一定的进展。崔文印的《略谈我国古代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各民族对北京发展的贡献》(《北京史论文集》，1980年)，叙述了辽、金、元三朝在营建北京、创造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方面作出的贾献。姜纬堂的《〈冈志〉所记的清初北京牛街回民区》(《民族研究》1984年第4期)，填补了清代北京回族研究中的空白。于善浦的《关于香妃传说的辨伪》(《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2期)，叙述了容妃及其一家为反对割据、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作出的贡献，批驳了野史的讹传。张羽新的《清代北京的维吾尔族》(《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清代前期迁居北京的大金川藏族》(《西藏研究》1985年第1期)，论述了一部分维吾尔人、西藏人迁京经过及其生活状况和为发展北京的经济和文化做出的贡献。周远廉、谢肇华的《女真与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富丽的《满族与北京》(《北京史苑》1985年第2期)论述了满族与北京的关系。

宫廷史也是北京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这方面的研究日趋活跃，文章很多。如万依的《清代宫俗与民俗》(《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2期)、王树卿的《清代后妃制度中的几个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1期)、《清朝太监制度》(《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2、3期)、冯佐哲、李尚英的《林清起义后清廷的防卫措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1期)等，从不同侧面揭示并分析了宫廷与京城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