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史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619页（1882字）

福建地方史研究虽在建国前已有一些基础，但真正广泛深入的展开还是在建国之后。50年代先后在龙岩、惠安、闽候、长汀等地对新时器时期遗址、遗物的陆续发现，特别是对闽候“昙石山文化”的发掘和探究，加深了对原始社会晚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认识。1978年以来，闽侯黄土仑遗址与榕岸战国晚期墓葬的发掘，对于研究从原始社会晚期到汉文化进入福建的历史进程；崇安城村汉城遗址的发掘，对于研究汉代城市建制和社会经济状况，都提供了新的资料，使福建古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研究有较大突破。有关福建古民族、疆域和治都、治县地望的讨论也相当热烈。如叶国庆等在《西汉闽越族的居住地和社会结构》一文中，主张闽越族是福建土着，闽属越族，即闽越族，并认为闽越族在汉代不可能进入阶级社会的门槛(《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而朱维干等在《闽越的建国及北迁》一文中，则主张闽、越是不同的两个民族，闽是福建土着，越系战国以后由浙江迁入的客族(《中国百越民族史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蒋炳钊《关于福建奴隶制和封建制问题的讨论》中，认为至迟在周代福建就已进入青铜文化的奴隶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1期)。陈国强还对古代“木克”进行首次探究，在《福建的古代民族——“木克”试探》中，提出“木克”与山越、畲族各有不同体质、生活和文化特征，也是福建古民族之一(《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这些争论尚在继续之中。在福建古代社会经济史方面，傅衣凌等着力考察了福建永佃权的成因、性质及转让形式，提出清代福建农村中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1年)，这一见解为学术界所接受。朱维干的《福建史稿》(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是建国后第一部地方通史专着，自古代以迄近代，举凡福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历史人物诸大端，无不罗列具备，并摆脱已往地方志的窠臼，以人民群众活动为中心，为研究福建历史另辟蹊径。

海外交通史和地方党史是福建地方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自70年代后期以来，这两项研究均有较快进展。古代海外交通重要口岸的泉州市，已成为我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一个基地，专设有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并出版有《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文物出版社，1982年)、《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1983年)和《月港研究论文集》(福建历史学会厦门分会编印，1983年)等，较全面地反映出这项研究的成果。蒋颖贤在《泉州灵山圣墓及其有关问题的探讨》一文中，用丰富翔实的史料论证《闽书》中有关唐武德年间，“三贤四贤传教泉州”的记载是可信的，引起了学术界和中东各国友人的兴趣和注意。在地方党史的研究方面，不仅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和口述资料，而且近几年还陆续出版了几部有学术和史料价值的论着和专门资料汇编，如《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1979年)、《中共革命根据地史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福建革命战争史稿》(1986年)以及《邓子恢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等。

在福建历史人物的研究中，有广泛影响的首先是对我国民族英雄郑成功和林则徐的研究。厦门、福州两地曾多次举行过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和林则徐与鸦片战争的大型学术讨论会，并有国外和香港的学者参加，有关学术论文大多已收入《郑成功研究文选》(1982年)、《郑成功研究论丛》(1984年)和《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文选》(1985年)。杨国桢的《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陈国强的《郑成功与高山族》(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对林则徐一生的思想活动和功过，郑成功收复和开发台湾的贡献，分别作了系统分析和科学评述。一些过去没有研究或很少研究的问题，如郑成功、林则徐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活动等，都开始了认真的研究。对其他重要历史人物，如李纲、蔡襄、郑樵、袁枢、李贽、施琅、严复、林纾等的研究，也有了不少成果。

在方志的纂修和重要史料的发掘整理上，近几年也取得显着的成绩。1983年修订重编的《安海志》，被认为具有全国典型意义。福建人民出版社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一批历史古籍和史料汇编，如明代着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的《寿宁待志》(1983年)、《八闽文献丛刊》(1983年起陆续出版)、《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1982年)和《福建事变档案资料》(1984年)等，都为开展福建地方史研究提供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