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论的PUS研究与SSK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293页（1437字）

这里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建构论的PUS研究与SSK的两种主流视角之间的关系。这两种视角是拉图尔和卡龙［卡龙，1986b；拉图尔，1987、1991b］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与科林斯［1988］的建构论。尽管两者都推动了建构论在PUS领域中的运用，但都存在着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卡龙［1986b］对海洋生物学家在圣柏鲁克湾(St．Brieuc)征募渔民来养殖海扇的过程展开调查，为行动者－网络理论进路提供了典例。正如卡龙和拉图尔所指出的那样，征募过程——在这里可以看做是“公众对科学的吸收”——不仅仅涉及对科学的理解和领会，而且涉及身份和利益的磋商和重构。这与建构论的PUS研究完全一致。

然而，行动者－网络理论过分强调了表面上彻底被征募的行动者对征募框架的认同程度。这样，行动者－网络理论就忽略了被征募的公众［这里是渔民］参与其他各种交叉网络的可能性，这些网络涉及不同的认同。换句话说，行动者－网络理论忽视并隐匿了行动者在表面上完全认同某个网络的同时潜伏着某种矛盾的情绪。

于是，卡龙认为，养殖海扇的渔民们突然决定撤出其曾经参与过的海洋生物学家的项目，这是一种“背叛”。这暗示了一种突然的逆转：从单一且彻底的认同到单一且彻底的疏远。然而，当我们以矛盾情绪这个子结构作为焦点时，看似彻底的忠诚之所以会发生逆转，是因为相互冲突的认同要素之间的微妙平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并在相互竞争的社会网络中反映出来。施塔尔［1991b］在试图把对权力的思考纳入到行动者－网络理论时，也得出了类似的观察结论。在论及英国的宫颈涂片检查(CST)项目的社会技术网络中的行动者时，辛格尔顿和迈克尔［1993］也分析了矛盾情绪的积极作用。从本质上说，矛盾情绪使得网络能够维持［也可参见辛格尔顿，1992］。她还把这一点与女权主义的视角［比如哈丁，1986］联系起来，这一视角批评了科学［作为父权制的控制文化］把矛盾情绪斥之为“不精确性”的做法。

类似的问题在科林斯［1988］那里也是很明显的，科林斯考察了让公众亲眼目睹“被证明的事实”这样一种作为修辞技巧的公共“实验”，比如如何确保核燃料瓶的安全性以防“最糟的”的突发事件。他的要点是，这些证明是社会地建构出来的，因为它们永远不能在所有的偶然事件中完全重复真实的操作条件。科林斯顺带注意到，理解科学过程至少与理解其内容一样重要［科林斯和夏平，1989；夏平，1992b；温内，1987；温内和米勒，1988］。在他看来，对事实的这些证明有必要展示给公众，以确保公众能理解它们是如何被社会地塑造而成的。

尽管这个主张颇具价值，但是它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纰漏。科林斯设定，若没有技术性的证明，公众注定会对结果持有一种错误的确认。然而，PUS研究指出，人们通常持有多种维度，通过这些维度，他们可以关联并判断这些主张，比如制度行为、利益以及作者的历史经验［温内，1982］。这样的假设是错误的：若没有这种技术性的证明，人们必定在建构科学的潜在方式上受骗上当。主流的SSK一经与建构论的PUS研究建立起密切的合作，我们就能更充分地理解科学的权威是如何通过磋商来确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