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模式和认知进路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283页（4752字）
心理模式这个概念已经在一本有关公众对技术知识的理解的重要着作中使用过。该模式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简化了的世界模式，它把新信息整合到可辨别的模式中；有助于展开推论，找到因果联系，预测并解决问题。在人们看来，它能系统地整合外行人对大多数经验领域，包括自然和技术的认知，但是同时也提出了它在稳定性和情境独立性上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心理模式已经在各学科，从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和社会心理学到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分析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认知社会学的研究中，比如奇科瑞尔［1974］，心理模式被看做是一种经磋商而成的结构，它有助于使“自然”范畴中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具体化和稳定化——如“青少年罪犯”或“癫痫患者”。有些方法还把心理模式看做是社会互动的中介，并由此强调了它们的流动性、偶然性和共通性——它们的结构是基本社会关系的一项功能。当然，在大多情况下，这种社会关系本身是十分稳定的，因而能使相应的自然范畴和概念更“牢固”、更稳定。
心理模式在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中也起到了类似的解释性作用。与社会学和人类学不同，在这些学科中，心理模式在社会磋商中的起源和作用尚未得到检验——它们一经发现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重构人们为何如此思考的过程中，它们的作用更像是一种独立的解释变量。因此，心理模式可以说是一种资源，它使得人们［试图］预测和控制所参与的领域成为可能。在社会心理学中，诸如原型、图式、类推和隐喻之类的心理结构表现了社会和文化的内容，比如种族成规与种族关系、社会的阶级特征、文化类型或“自然的”性别关系。莫斯科维奇［1984］的“社会表象”(social representation)理论就是一种颇具影响力的“社会”模式。
认知心理学把诸如此类的分析应用到非社会的个体结构，如物理现象和技术现象中［科林斯和金特纳，1987；金特纳和史蒂文斯，1983］。其基本预设是，为了对新的情境做出推理，人们要动用一些熟知的、显而易见的类推。它们通常是物理模式，因为，尤其在技术社会，物理是最稳定的、便于控制的经验领域［霍兰和奎因，1987］。
科林斯和金特纳［1987］对心理模式的进路这样描述：“在陌生的领域中，推理的主要方式是类推刻画。他们使用类推来刻画从已知领域［基础］转向新领域［目标］的规则，由此建构一种心理模式，并通过此模式在目标领域中展开推论。”［第247页］
如今，人们已经对许多关于外行心理模式的案例作过分析，其中有航海［哈钦斯，1983］、电学［金特纳和金特纳，1983］、家用自动调温器［肯普顿，1987］、蒸发［科林斯和金特纳，1987］和全球变暖［肯普顿，1991］。M．麦克洛斯基［1983］觉察到了存在于这些研究背后的预设，因而把运动的外行模式称之为“天真的理论”，尽管也有人，比如肯普顿［1987，第223页］，明确地采纳了带有较少偏见的观点，因为他明白“大众理论适用于何处，并且如何保持其日常用途”。
基于访谈数据做出推论，肯普顿在研究家庭取暖的外行模式时发现，有两个不同的理论在潜在地起作用。一是反馈模式：人们认为，自动调温器在相应的位置上对温度进行测量，并控制炉子的开关以保持恒定的温度；二是等值模式：人们认为，自动调温器控制着热流量，于是更高级的设置允许更多的热流通过，就如同汽车的油门一样。
肯普顿指出，根据专家的知识，反馈模式是正确的，而等值模式则是错误的。为了更有效地管理家用能源，人们可能会假设，“持等值理论的人”应该通过教育来接受正确的模式。然而，肯普顿［1987］观察到：
与充分的物理学描述相比，这两种大众理论都是简单化和歪曲的结果，每一种都有可能导致操作的失误和低效，同时每一种也都具有自身的优点……热学工程师对大众［反馈］理论感到满意——他们认为，虽然它过于简单化，但本质上是正确的……然而，他们对正确性的评价可能是建立在互不相干的标准上的。［第224页］
换句话说，在家庭的真实生活中，这两种竞争性理论或心理模式所具有的预期的有效性都有赖于进一步的知识来补充。预测它们在使用中的相对有效性绝非易事，即使是用科学标准来衡量，其中的一个显然会更“正确”。比如说，反馈模式也许会预测道，天气冷了，但不必调高恒温器，而等值理论则不会这么预测。实际上，反馈模式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周边房间的渗透和分布上的不对称，而等值模式无须这些补充模式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应该如何评价这些竞争性的理解呢?等值理论尽管在“技术上”是不正确的，但至少得出了与反馈理论同样多的正确预测和实践反应。为了给出有根据的正确回答，“正确的”模式必须用若干额外的模式和理论来补充，而在典型的业主看来，这些模式和理论太复杂了，以至于无法操作。因此，如果有效性的标准在于“它能否起作用”?那么它就会依赖于在“起作用”的背景上达成的共识：典型业主的生活会涉及许多竞争性的问题和要求，或者假设一种类似于专家的生活，只关注某个问题或使之“最优化”。这里产生了一个更大的问题。
表述这个问题的更一般的方式是，来自于科学的理论知识，作为一种“正确”的知识是可以通过公众的理解来测量的，这无疑潜在地预设了某种使得理论模式有效和有用的条件。这些条件在普通使用者的情境中是否实际可行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常常受忽视。因此，为了使理论上正确的知识在实践中发挥作用，额外的知识［和实践］——通常针对特定的情境——是必要的，但是它们很少被认识到，总是受低估。下一节将展开这一要点。肯普顿的功能主义进路从心理模式的视角中援引了这些论点，并与更广泛的人类学争论联系起来，这一争论涉及科学知识的文化普遍主义或地方主义，后者对自然的信念——本土的“心理模式”——无法与科学相匹配，但是却依然具有情境中的有效性，因为它们有助于维持重要的社会、技术与生态实践［道格拉斯，1966；霍顿和芬尼根，1973］。
在心理模式与PUS研究的关系上，科林斯和金特纳［1987］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他们注意到，大多数日常推理必然涉及若干种模式，因为情境一般比较复杂，单个模式无法处理。这些模式可以通过特殊的方式结合起来，从而对复杂的过程展开推理；这样，这些复合物中或许包含了一些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加以处理的不一致性。科林斯和金特纳暗示道，模式的不一致性及其特定的使用方式是日常推理或“公众理解科学”本身所具有的问题，然而，从观察中可以找到一个出发点，以确认有关心理模式的进路及其内在局限性的三个一般的问题。
首先，“领域”这个基础性概念是有问题的。“家庭能源管理”可以说是适合于日常心理模式的一个连贯领域；但是，正如肯普顿［1987］所发现那样，这个模式太过简单、粗糙，无法与业主在特定情境中实际使用的能源概念吻合。“能源”是多维度的，包括了许多独立的、交叉的活动、关系和议程，比如烹调与饮食、家庭生活方式、“DIY”工作以及整个财务管理。同样，“分隔”也以不同方式被情境化，从而融入到更具体、更具实践意义的术语中［赫奇，1991］。因此，在研究者所定义的“同一个”领域中发现多重模式并不奇怪，因为对于外行的被调查者而言，他们也许不在同一个领域中，而是分别处在若干不同的，也许是相互交叉的领域中。因此，看似“不一致”的东西［暗示了公众的无能］，也许反映一种比心理模式的进路所认可的更复杂的社会存在。
心理模式及其在社会作用中假定的稳定性涉及一个相关的问题。恰恰是心理模式的研究方法潜在地假定了稳定性，因为它们依赖于从具有一次性结构的访谈中引出此模式。因此，不存在重复性的机会去验证，被推论出的模式能否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把被调查者的生活从一个场合推广到其他场合。科林斯和金特纳考察了特殊的、“不一致”的用法，此外，迪塞萨［1985］和肯普顿［1987，1991］也找到了质疑下述假设的证据，即心理模式一经发现，就是一种本质上独立于社会关系的认知结构。
心理模式是依赖还是独立于它们由此抽离出来的社会关系，这引发了方法论与解释性难题。比如，心理模式的进路是否无意间把经验注意力集中在场景和应答者身上［他们在某个“领域”中碰巧具有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是否无意间把这些非典型的情况假定为普遍情况，这依然是成问题的。有一个问题不仅把这一进路悬置起来［不是证伪它］，而且把它置于一个不同的解释性视角之下，这个问题是，“心理模式”是否比原初的状况更具社会渊源和情境性。认知人类学或“本土科学”(ethnoscience)的研究领域已经直接提出了这个问题。
本土科学：日常认知人类学
拉韦［1988］等人［也可参见拉韦、默塔和德·拉·拉沙，1984；罗戈夫，1990］提出了日常心理模式从一种社会情境到另一种社会情境的“一致性”或稳定性。他们想检验一下认知心理学的主要假设：具有一次性结构的访谈所框定的实验情境能否体现“实际的”推理情境中复杂性、多样性和非确定性的充分模式。
因此，拉韦及其同事研究了多种场合下的数学，如日常用品的购买、对这些计算的模拟实验、厨房里的饮食计算、正式的算术考试以及家庭财务管理。他们发现，人们确实在不同的实际场合使其数学推理习惯适应于描述相关情境的条件。如专家和研究者可能会——错误地——假设，当购物者还要购买其他东西时［这些东西在购买途中甚至会发生变化］，超市的“问题”是如何使人尽快、尽可能便宜地买到所需之物。类似的多向度可变性对于大多数人们赖以推论的现实世界的问题同样正确。正式的检验和研究方法忽略了这些额外向度，把一种人为的、单向的界定强加于人［比如以最少的花费购买日用品］，从而使得知识去情境化。它把一种问题的情境与另一种问题的情境看做是同一的，因而强化了一种成问题的预设，即对“真的”知识要求是普遍的。
拉韦还引入了非确定性这样一种重要的维度。在典型的复杂情境中，组合各种值得关注的交叉问题意味着，对完备的、终极的问题的界定在落实解决方案之前是无法获得的。与调查研究一样，心理模式在隐含地预设给定的问题并忽略情境的复杂性时，重复了某些科学所惯用的别无选择性的(self-defeating)文化律令。它们试图从认知上或物质上把问题的多样性和开放性重新组织成一种统一的、准实验的版本，人们因此可以以标准化的、普遍的和细致的方式对它加以分析与解决。普通的日常知识巧妙地摆脱了这种试图关注并控制它的普遍主义的知识论及其承诺。本土科学的研究因而认可了一种“爱恨交加的合理性”，正如下一节将要讨论的那样，这种合理性成了女权主义科学批判的核心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