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界－活动的经验性研究：四个范例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325页（16319字）
我不想考察STS关于划界问题的经验性研究，而是想从事一些范例性的工作，这些工作代表着四种类型的划界工作：垄断、扩张、排斥和保护。总体上看，这四种类型说明，巴恩斯做出下述主张是多么仓促［在1974年从理论上确立边界问题以后］：“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对一般的科学边界问题没有什么好说的，边界是一种约定。”［第93页］自此之后，人们通过不断检验科学的范围，对科学的了解多了许多。
垄断：制图在文化权威上的竞争
正如夏平和沙弗尔所说的那样，17世纪60年代波义耳与霍布斯之间关于空气泵的争论与《莫比·迪克》中“关于”鲸的争论是一样的。争论的焦点是对真正的、权威的知识的描述：这种知识是如何生产的?谁生产了这种知识?目的是什么?这场争论不仅仅是波义耳的实验主义与霍布斯的理性主义之争，它同时也涉及英格兰王朝复辟时期社会秩序本身的构成。这场争论是科学的划界－活动中的一个典型的范例，各个相互竞争的群体以不同的方式形成了地形上的割据，其中每个群体都赋予自己所在的空间中的主张和实践以权威性和本真性，而拒绝其他外部空间的权威性。对于这场争论，《利维坦与气泵》之所以是一部有益的指南，因为它对位置与空间、边界与疆土以及内部人员与外部人员给予了持续的关注［夏平和沙弗尔，1985，第333页］。
霍布斯与波义耳的论战是一场争夺制图权的斗争——关于文化地图的斗争，在这幅地图上，通过知识生产者的位置［以及为何处于此位置］，权威的、真正的知识能得以被认定或否定。关键的是，这里没有惟一的地图，就仿佛波义耳和霍布斯在相互凝视中越过常规的边界，至于最终接受哪一种边界取决于谁将“胜出”。每个人都试图占有和控制真正的权威知识的空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波义耳的“外在”［某类被驱逐和“去合法化”的知识生产］影射了霍布斯的“内在”［反之亦然］。这两幅地图描绘了可替代性的文化世界，它们在重要的地方和路标上贴上不同的标签，而且划定边界的基础也各不相同。这些地图指引着使用者，告诉他们在什么地方可以发现真实可信的知识，并告诉他们为什么在这个空间之外会一无所获。
波义耳的地图把真实性和权威性赋予了自己的实验心理学，他很小心地与形而上学、政治学和宗教等没有价值的东西划清了界限［夏平和沙弗尔，1985，第153页］。“科学”［内部空间］寻找的是事实——可错的、暂时性的、可修正的，这些事实的真实性由自然决定，而合格的介入者和观察者的共同体则集体见证了事态的发展。同时，赞同一个实验的事实是那些承诺遵守某种话语风格和程序的人集体达成的结果——借助于这种程序，集体判断被客观化为“由自然决定”的问题。实验的话语被限定在事实上；至于对观察结果的理论解释，尽管一些小小异议可以无伤大雅，但是这样的解释和假设绝非是决定性的东西。事实通过人们对它们的集体观察获得了真实性，通过各种各样的见证者得以拓展，拓展的方式有三种：把实验场所——最初的实验室——公诸于众，以便让具有类似思想取向的实验人员能亲自观察到；在全欧洲都能制造空气泵来重复这个实验；“再现性见证”，即通过文本与图像对实验仪器和程序做出详尽、忠实的描述。实验者共同体认为自己既是卑微的工匠［在他们认为自己所知道的事物中地位平庸］，又是凝视自然之书的神甫。技术的论证和神甫的论证都是波义耳及其同行的文化权威赖以合法化的论证。
在波义耳的“外部”，散乱地堆放着一些不合法的知识产生形式，这些形式仅仅是因为它们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异议才被纠集在一起的。当然，不包括植根于私人和个体经验的知识——从炼金方士的密室或神秘主义者和宗教狂热主义者亢奋的教条那里获得的知识也是如此。由于恰当的实验话语对于起因［比如空气弹性的起因］一无所知，因此所有的猜想和思辨也都被定位在外部。如果某些事情在实验根据的基础上是不可解决的，它们就被推向外部——一般的政治学和人类事务，以及提供确定性真理的那些特定的哲学就是如此［在这幅地图上它们被描述成“专制的教条主义”］。在傲慢的、自以为是的教条主义者——体系主义者那里，霍布斯是巨擘，这些权威是不会让自己的主张服从实验中的自然来鉴别与检验的。
在霍布斯的“内部”，当然没有贴有任何专制和教条的标签，在他的“外部”也没有强迫别人接受某个主张的力量［波义耳认为集体见证的实验能够做到这一点］。在霍布斯划定的边界上，哲学或“科学”的一边是确定的知识，理性演绎能确保永恒不变的、普遍的和强制性的认同。几何学是生产知识的模式，它支撑着真实性和权威性：你必须承认，穿过圆心的直线能够把圆平分。哲学寻求的不是事实，而是因果解释［原因被追溯到相邻物体的运动］。这种逻辑演绎的强制力量并不在于它们在自然界中的对象化，而恰恰在于它们的约定性和反事实的性质：当人们从约定的定义出发理性地演绎出必然的解释时，知识就变得确定了。只要推演适当，那么留给持续争议的空间就很小。制造确定知识的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力学，而且适用于政治学——在自然的研究和人类事务的研究之间，霍布斯并没有划定边界。在政治事务中利维坦强迫人们认同，同样，哲学——因果性的、理性的、演绎的、确定的——也要求人们在知识论方面达成一致。
霍布斯的“外部”所包含的某些疆域在波义耳的地图上也属于“外部”。他们在内部都没有给宗教留下一席之地，但是理由却不尽相同。神学家并没有参与实验生活形式。虽然他们的知识是确定的——不具有植根于自然的可错性，而具有基于对神圣文本的恰当解读的无时间性的真理——但是很教条化，这足以使波义耳把它们驱逐出去。霍布斯之所以排斥神学家——以及其他所有排他性的专业群体，包括波义耳的实验人员的圈子，是因为他们阻碍了人们对确定真理和秩序［社会秩序和思想秩序］的追求，只有哲学所要求的普遍认同才能保障这种追求。教堂、职业人员以及那些从事“物理学”和“自然史”的人［霍布斯带着嘲讽口吻把波义耳归入这一类］是瓦解权威的渊薮；他们每个人都提供了各种竞争性的根据，从总体上看，这些根据是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知识所要求的和解的。在霍布斯看来，波义耳所从事的不是哲学；他拒绝确定的原因，使得他达不到完整性，他的主张都是假设的［始终是暂时的、可修正的］，因而是流变的和乏力的。从实验观察到因果解释的归纳显然是建立在谬误之上的，因此诉诸于实验就等于把所有的知识都寄托在瞬息万变的个人经验和追求职业利益［保卫自己的排他性的疆域］的激情之上。人们所见之物本质上都有可能引发无休止的争论。更糟糕的是，实验者拥有的技术创造力并非是哲学智慧。因此，波义耳与园丁、药师、工人、骗子、机械师以及其他不具有道德权威的实效性的行动者一样，都被霍布斯归入“外部”。
这场争论揭示了划界－活动的若干一般性的特征。正如夏平和沙弗尔所理解的那样［1985，第342页］，这里的地图是波义耳和霍布斯给出的地图。对它们的解释并非取决于它们能否与科学所预设的普遍性和本质相对应，或者能否与我们今天绘制的“科学”相吻合。霍布斯－波义耳的争论是一场决定哪一种知识生产将获得真实性与权威性的斗争。夏平和沙弗尔［1985］企图恢复现代人尤其难以把握的文化情境：在我们看来，关于自然的权威性的知识［科学］似乎是始终与实验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的，然而在17世纪，这种联系并不是必然的、不证自明的［第13页］。夏平和沙弗尔把我们带回到了真正的自然知识的边界尚未定型的那一刻，从而揭示出［划界－活动］特定的历史条件，即实验与权威性知识首度取得联系的历史条件。
重要的是，用实验来区分合法的与不合法的知识，这是对波义耳的实践进行表象的结果；而不是直接从这些实践中引申出来的。对它来说，重要的是波义耳的活动与他的空气泵在地图上［绘制这张地图是为了使它们合法化］是如何被表象、描述和定位的，而不是他用空气泵“真正”做了些什么。这两位研究者指出，他们的目的是考察“历史条件……即实验所制造的事实被嵌入恰当的知识根基中去的历史条件”［夏平和沙弗尔，1985，第3页，变体为作者另加；参见第52、91页］。“科学”的实际活动——无论是波义耳的实验还是霍布斯的哲学——向多重解释开放并且提供了一大堆的属性，文化制图者在绘制地图从而赋予这些实践以意义［这里是权威性、可信性、真实性］时，可以从中有选择地提取。(1)实际的科学活动无法决定科学地图；争论的结果必须由划界一活动本身的情境来解释：什么是关键所在?谁需要被说服?对手提出了什么样的论证?
波义耳－霍布斯之争还表明文化地图是处于创制中的，与咖啡馆中的喋喋不休截然不同。边界不仅需要划定下来，而且还需要去捍卫——当波义耳把他的内部空间转换成被建构起来的物理空间［最初的实验室］时，划界就变得容易了［夏平和沙弗尔，1985，第135页］。对波义耳来说，这场游戏不仅要使实验合法化，而且还要对霍布斯所提出的那类知识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提出挑战。对波义耳来说，如果能使每个人——竞争对手、听众、旁观者——都进入他的游戏领域［他已经为这个领域划定了边界和疆域并贴上了标签］，就大功告成了［第173～174页］。他以狡黠的方式实现了这一点，因为他实际上论证道，只有那些处于实验者共同体内部的人［进入波义耳的实验室或为自己建造了实验室，并做出了合格实验的人］，才有资格对断定的事实提出挑战。然而，麻烦的问题是，进入实验室［以及皇家学会，霍布斯发现］的代价是首先要认同波义耳的方案。“外部的批判者”［第222页］随即丧失了合法性!但是，波义耳的防卫策略也为霍布斯提供了新的反击机会：难道波义耳他们独霸实验空间和实验室场所的做法不正是充分地证明了他这个团体的私人本性吗?霍布斯对实验事实从公共见证中获得了自己的真实性这个主张提出了挑战。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霍布斯发现，波义耳坚持道，因为这是他发现的空气泵，所以你要么遵守他的规则，要么就回家呆着［波义耳是实验室的“头儿”；第39页］。这对研究划界－活动的意义是一目了然的；虽然地图不能单单因为它们内在于一个空间而赢得权威性，但是它们为制定有关真实世界的决策提供了规则——比如拒绝进入或者获得成员的资格，这些决策以比制图更实在的方式有选择地分配文化权威。
夏平和沙弗尔避开了这样一个问题：“谁获胜了，为什么?”波义耳压制着霍布斯：虽然从第一台空气泵问世以来的四个世纪里，划界－活动者遵循着霍布斯的正确理性来区分科学与其他非理性的东西，但人们更倾向于把波义耳的实验看做是科学的必要条件。如果波义耳的实验空间获得了合法性，那么这不是因为它的框架——与霍布斯的框架相反——更符合“真正的”科学；我们也不应该假定，在人们对科学的边界提出异议的任何时刻，波义耳的制图论证都必然有效［并不存在决定成功的普遍因素］。波义耳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的空间能更好地满足复辟时期的英格兰当权者的多种利益——的确，他的实验室“反映了通过复辟来达成和解的理想”［夏平和沙弗尔，1985，第341页］。在此，合格的实践者公开聚集，通过冷静的技术和职业的镇定来制造事实，认同事实在本质上的有效性，而不至于在预设的原因上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实验空间正是复辟时期的英格兰所期待的东西：“一个太平的、介于极端专制和激进的个人主义之间的社会［英国在共和时期难道还没有饱受这两种极端所带来的苦难吗?］”［第341页］霍布斯被描述成教条主义者，他的确定知识破坏了脆弱的复辟政体。求助于复辟的政治成果，波义耳走向了胜利，甚至他在实验空间中的胜利也是如此。但是，他的“胜利”——任何划界－活动都是如此——只是“局部的成功”，因为在波义耳的介入［以及他的文化制图］与“20世纪的科学”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连续性［第341页］。波义耳和霍布斯没有，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科学的边界和疆域问题。
扩张：启蒙运动的侵入
当内部人员企图把他们的文化权威的边界推向其他人已经占据的空间时，第二种划界－活动便出现了。这是18世纪哲学家的任务，他们试图把自己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混合物拓展到被宗教所占据并体现在教会制度和教义中的问题中去。启蒙运动的纲领性宣言是达朗贝尔的［《哲学原理》］“卷首语”，它是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的前奏，法国文明史家罗伯特·达恩顿［1984］对它作了很好的阐释。这一本书中所展示的地图是－种划界－活动，它们无与伦比地对文化地形作了空间表象，从而为下述信念提出了依据，即“哲学”——达朗贝尔的内部权威空间——能够覆盖所有真正的知识，而仅仅把诗歌和记忆留在外面。
达朗贝尔把他的“卷首语”称为图形坐标，一幅关于知识世界的地图，它“描绘了主要的国家：它们的位置和相互依赖性，以及从一个国家直达另一个国家的道路”［达恩顿，1984，第195页］。这幅地图有三个大陆，其中的一个比其他两个要大得多，并由许多更为密集的国家和省份构成。在这个“人类知识的详细体系”中，所有的理解力都根据其来源而被分为三个空间：记忆和想像力［两个小的大陆］以及理性［较大的大陆］。想像力是诗歌［民间的和宗教的］的来源，它包括叙事、戏剧和寓言［讽刺］。记忆是历史的源泉，它被分为民间的［回忆录、古代遗迹、文字史］、宗教的［预言史］、教会的［进一步划分显然是无意义的］以及自然的［自然的齐一性和偏差——“变异的植物”——以及技艺、商业和制造业］。理性［当然是中心］是哲学的根源，它包括所有其他的东西，它被分为关于存在的科学［形而上学］、关于上帝的科学［神学、宗教以及“恶习和迷信的东西”］、关于人的科学［逻辑学和伦理学］以及关于自然的科学［数学和物理学——其中每一个都被分成更小的领域，这些领域后来都独自成长为“科学”］。
只有理性才产生知识；想像力和记忆产生的必定是其他东西。达朗贝尔在不可知的［诗和历史］和已知的［科学告诉我们的那些东西］事物之间画出了一条边界。他缩小了诗和历史的疆界：教会史不在这个领域，它与高度分化的——实际上非常广阔——数学领域形成鲜明的对比。数学领域被分为纯粹的和应用的，然后又被分为光学、弹道学、水力学以及许许多多的东西。然而，最有意义的是被赶入哲学领域中的理解力的种类；现在，自然神学和天启神学与植物学和动物学一样是可知的，就像善恶问题一样。伦理和道德的东西以及关于精神的问题都被置于理性的范围内，这使得它们处于那些作为理性缩影的人——达朗贝尔、狄德罗以及类似的哲学家——的控制和权威之下。关于这些问题，教会没有任何发言权。事实上，教会被迫要么谈论不可知的东西，要么以启蒙运动的理性的和经验的口气说话。达恩顿说道：“因此，把鸽子关在笼子里是权力的运用”［1984，第192页］，对知识的这种绘图分辨出了胜利者和失败者：当合理性和经验主义被拓展到曾经通过传统或天启才被认识的东西上的时候，哲学就掌管了那些曾经被认为是神学的问题。
以制图的形式拓展某个疆域，从而把它置于科学的文化权威之下是一回事；而使那些不断膨胀的前沿问题合法化，从而让社会群体接受它们则是另一回事。事实证明，达朗贝尔是位修辞大师，他通过三个步骤说明了为什么理性、哲学和科学在提出新主张的时候得到了辩护——每一个步骤都是对前一个步骤所提出的潜在难题的回应。他首先以古典唯心主义的进步形式重写了人类史——因为哲学家所取得的成就，现在的生活比以前更好。培根、笛卡尔、洛克及其科学同盟者牛顿、伽利略、哈维不仅是伟人而且是英雄，他们传承了“理性进步的火炬”，并且在《百科全书》中达到了顶峰。哲学家和他们的先辈们“被赋予了伟大的角色”，并且变成了“历史的推动力”［达恩顿，1984，第199、206～209页］。这种语调我们非常熟悉，在科学家们参与边界论战的时候，它依然在发挥着作用——“化学会带来更好的生活”。但是，诉诸于科学对人类境况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为科学扩张了的边界做出辩护有一个危险：对历史进行进步主义的、唯心主义的重构是否只是一种人们用来为哲学家实际上在从事宗派活动并试图从教士那里篡夺权力这样一种利己主义做出辩护的论辩术?因为“没有一种地图能够使知识的地形固定化”［达恩顿，1984，第195页］，所以达朗贝尔的图形坐标很容易遭受去合法化论证的攻击。此种论证不是一目了然的，它无法使惟有哲学家才能提供的东西［为经验主义所中和的合理性］变成权威，从而倾向于把它们摆到一个扩张了的领域的顶端。那么，达朗贝尔如何才能减弱自身利益的表露呢?
科学家们现在能够熟练地将所指客观化并把它变成实在的，这正是达朗贝尔用他的知识地图所要做的。要使哲学扩张了的边界合法化，第二个步骤是诉诸于科学家的划界－活动的另一个众所周知的特征：通过把自己的地图与前几代划界工作者［通过把这些作者定位在其他地方而达到客观化］的制图活动联系起来，从而为自己的地图赢得独立的权威性。如果没有一幅地图能够使知识地形固定化，那么有些地图因为它们一再被重画［在后来，在其他地方］而能够获得更大的稳定性和固定性。达朗贝尔的地图并不仅仅是他自己绘制的；它十分接近于培根在《学术的进步》中所勾画的轮廓，因此一些评论家指责达朗贝尔在剽窃。这无关紧要：达朗贝尔多大程度上涉及培根地图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作为制图者的权威性，尽管培根生活在久远的时代、遥远的地方，他也以相似的方式勾画了知识世界。
但是也不十分相似——这也是划界工作者在复制过去的地图具有的一种地方性的特征。在达朗贝尔绘制自己的地图时，他有选择地从培根的地图中挑选某些东西，在某些方面甚至完全破坏了培根的地图。培根给教会史留出了很大的空间，而达朗贝尔留出的空间很小；培根竭力把神学知识和人类知识区分开来，而达朗贝尔则“使上帝服从于理性”；培根认为自然史［即科学］是有缺陷的、不成熟的，而达朗贝尔则认为它根成熟。培根与达朗贝尔的地图之间的差异，是后者在尽力使自己的图形坐标合法化时面临的一个难题。．达朗贝尔有选择地甚至创造性地重构了培根的轮廓，这同时也为文化制图活动的随意性和脆弱性提供了一个证据。达恩顿［1984］写道：“一位哲学家自身的东西与另一位哲学家所能分解的东西结合起来了”［第195页］，达朗贝尔再次需要找到某种途径，以防止自己的地图被分解掉。
他的第三个步骤是通过某种自我指涉的(self-referential)权威实现合法化，这是划界－活动中又一种众所周知的做法。谁有权威去绘制［或分解］理智世界的地图?事实上，达朗贝尔论证道，他的哲学权威不仅仅延伸到道德、伦理、天启、神学、逻辑、讲演术、修辞学、法学、力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猎鹰训练术——而且还延伸到了文化制图学。“因此，确立范畴并管理它们是一项严肃的事业”，“边界的守卫者是哲学家”本人［达恩顿，1984，第193、209页］。沿着可知的东西绘制边界，这本身就是一项可知的任务，运用所有的哲学家所特有的理性和证据能够最好地完成它。达朗贝尔对我们的“精神器具”的重新安排非常合理，因为如果回过头来看的话，你会在其中发现将在下个世纪出现的学术性学科的萌芽——有些是科学的，另一些则被抛在外面。此后，当现代大学创立起来时，启蒙运动对可知之物所绘制的地图——当然偶尔有改动——作为遍布各地的课程安排，呈现出一种更牢固、更稳定的形式。
排斥：驱逐伯特
一种普通的划界－活动是内部人员尽力把那些不合格的成员从他们中间驱逐出去。内部的科学家给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贴的标签形形色色：离经叛道的人、伪科学家、业余爱好者、骗子。那些遭到排斥的人一般都具有“真正的”科学家的外表，而且他们自己也相信自己的确是真正的科学家。但是，内部人员把他们定义为装腔作势的人，他们非法利用了权威，这种权威仅仅属于科学文化空间的真正居民。这些社会控制机制威胁内部人员说，明显地偏离规范将遭到放逐，因此这些机制无疑提高了科学信念和实践的同质性［朱克曼，1977a］。对离经叛道者的制裁也是矫正与公众的关系的机会，因为这样一来可以在享有权力的社会民众中恢复下述信念，即科学本身有能力剔除冒名顶替者［所以请不要插手］，它也可以恢复这样的信心·即科学实际上正是真正的内部人员所说的那个样子［不会有任何肮脏的事情］。
所有这一切都在对西里尔·伯特爵士的身后审判中出现了。在此，关于他的科学行为的正当性的持续磋商使得心理学家们的念头中充满了忧虑：自己的学科本身是否处于科学空间之内?作为划界－活动的范例，吉瑞恩和费格特［1986］考察了心理学家们对奥利弗·吉利1976年在《时代》［伦敦］上发表的公开指控所作的回应——他指责伯特在欺骗。一张清单罗列了伯特几个方面的不轨行为：他编造了作为实验结果的统计数据，而这些实验很明显从未做过；杜撰了虚拟作者作为同盟以支持自己的主张；不恰当地使用了学生所从事的研究；通过主张自己的发现优先于其他人的发现，他夸大了自己在心理学史中的地位。吉利的指控促使心理学家们去重建科学的边界：伯特是内部人员或者被排除出去应该基于什么理由?在吉瑞恩和费格特得出自己的分析结论时(2)，内部人员已经广泛认为伯特犯了欺骗的错误，所以已经被排除在真正的科学之外了。他的第一部传记作者L．S．赫恩肖写道：
因此，判决必定是……伯特犯了欺骗之罪，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伪造了要素分析的早期历史……；他杜撰了MZ双胞胎的数据；他编造了关于学术成果呈下降水平的数据图……无论从气质还是从教育上看，他都不是科学家……他的着作常常有科学的外表，但从来就没有科学的实质［转引自吉瑞恩和费格特，1986，第80页］。
伯特曾受到了极高的尊重，所以他成为在自己的学科中获得爵位的第一人。
研究划界－活动的社会学家对赫恩肖简明的判断并无多大的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在此之前心理学家之间热烈的争论。就像大多数对伪科学、业余科学或反常科学的断言一样，关于内部－外部的判定也驱使人们就边界应该划在哪里的问题展开争论。这一争论变成了一场争吵，因为人们在最后胜出的地图［暂时精确］上占有各种各样的利益。遗传论和环境论在智力的决定性因素上的争论折射出了对伯特的不轨行为的理解。伯特的双胞胎数据支持了遗传因素。因此，可以预见，那些与遗传论联姻的心理学家认为，对伯特的指控都是些凭空的捏造。有些人认为，在吉利之前，利昂·卡明［环境论者］对伯特的怀疑只不过是对所有主张遗传要素决定智力的研究者展开的政治攻击。但是，卡明等环境论者则认为，其实，伯特最讲政治，他关于智力的观点是意识形态的、伪装的、欺骗的科学。在70年代中期，伯特究竟处在真正的科学的内部还是外部取决于谁绘制了这幅地图，是遗传论者还是环境论者。
当差不多每个人，甚至是遗传论者都察觉到了可疑之处时，那些为伯特和他的研究辩护的人试图把他的行为重新置于合法的科学实践的边缘——但不是在边界之外。对伯特的动机有多种揣测：他是有意欺骗［这必然支持欺骗的指控］，抑或仅仅是一个草率的、粗枝大叶的方法论者［这也许应该受到谴责甚至是令人不安的，但是很难成为把他从科学中排除出去的依据］。一名支持者甚至提出，伯特在统计数据上的怪异在教育心理学类似文章的随机样本中出现的频率也是很高的。虽然草率的方法论很难说是一种讨人喜欢的科学形象，但是在对伯特的一片声讨声中，这种轻微的指控已经算得上是从轻发落了［轻罪不会被判死刑］。
情况开始对伯特越来越不利，当罪状似乎即将定论时，心理学家们暂时搁置了理论上的差异，转而挽救心理学的文化权威——以保心理学在科学领域内的安全位置。修辞学改变了重心，从“伯特做了什么以及他打算做那件事吗?”转变到“伯特事件对心理学这门科学有着什么样的涵义?”如果伯特的清白与否由智力政治学来决定，或者如他所说，草率是心理学研究的典型特征，那么这门学科在职业上的危险就暴露了：它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确保心理学在真正科学中的权威地位可以采取三个步骤。第一，宣称心理学家本人有权对文化制图——伯特在其中得以定位——负责?像医学报告者奥利弗·吉利之类的外部人员，不可能详尽地了解复杂的心理学，无法判定伯特的行为是否正当，所以很难为心理学家们所接受。他们更偏爱像赫恩肖这样的内部人员和边界的守卫者，因为像心理学这种真正的科学能实现自我监督。而且，当心理学的程序本身成为判决伯特的惟一途径时，科学权威本身就被再生产出来了。一位心理学家提出，整个事件应该“在核心的科学期刊上解决”，因为这种期刊“是正当的仲裁体系”［吉瑞恩和费格特，1986，第75页］。这种同行评议将获得事件的科学真相。
第二，心理学家把造成伯特品行不轨的理由定位在个人的、特异的麻烦事情上［在边界之外］，而不是定位在心理科学内部的结构问题上。我们被告知，伯特在二战之后的生活遭受了一系列的危机，从婚姻失败到研究记录［偶然地］遭毁坏，从伯特的梅尼埃尔病导致的体质虚弱到被解雇——他因被一家重要期刊撤销了他的编辑岗位而蒙羞。一个“疾病缠身、饱受折磨”的人的不轨行为很难威胁到科学心理学的认知权威，这种人的行为“不是理性人的行为”［吉瑞恩和费格特，1986，第79页］。
最后，心理学家采用的修辞策略是，“真理是外在的”［吉尔伯特和马尔凯，1984］——把伯特的行为甚至意图［来自科学外部的实在］与他的主张与成果可能具有的有效性［处于科学内部］区分开来。遗传论者与环境论者在下述假设上的意见是一致的，即关于双胞胎的智力的进一步研究将会证明伯特能否在心理学科学中占有一个永久的位置。科学主张通常与他们的作者相分离［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同样，伯特的数据也是与得出这些数据的负面条件相分离的：科学［这种划界－活动的结论］并不是在制造，而是被制造。科学的自我修正这一假定的程序确保了真理是外在的；除此之外的都是流言蜚语［不是科学］。当社会群体被劝说相信这种信念时，伯特这一类令人难以接受的事例不是削弱，而是强化了科学的文化权威。
保护：与政治若即若离
科学家的最后一种划界－活动是修筑围墙，从而保护内部的资源和特权。这种划界－活动能否成功可以通过外部权力在控制科学上的阻力来衡量——或者换一种说法，可以通过内部科学家保护自己对科学的自主控制来衡量。威胁无处不在。如果动物权利运动联盟向人们使用实验室动物做实验的权利提出挑战，那么科学家就很难把自己的研究与化妆品行业用动物做试验的行为区分开来，因而需要诉诸于更高的价值来为自己的实践做出辩护［比如新药物或新疗法可以挽救生命，但新的睫毛膏则仅仅让你的眼睛少受感染］。如果出现了技术失败，比如挑战者号的爆炸，人们实际上就会把科学与“管理决策”或“制造过程”区分开来，从而把灾难的责任从科学家身上转嫁给其他罪人［吉瑞恩和费格特，1990］。在这些事例中，划界－活动实际上成了科学家与外部权势在科学控制权上的争夺战，这种争夺对科学家而言有很高的风险；他们可能会因此而失去在确定研究方案或选择方法论策略方面的自主性，并且，如果因为某项不受欢迎的技术而受到谴责的话，就有失去声望、信誉，甚至资金来源的危险。
正如贾撒诺夫［1990a］最近对美国联邦政府的科学顾问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争夺科学控制权在科学和政治边界的无休止协商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科学家在制图上所面临的挑战是，把科学的边界画得非常接近政治［理想的情况是把政治勾画成与科学毗连的一个文化领域］，但同时又不至于出现这样的危险，即从一个空间溢到另一个空间，或者在界线本应分明的地方产生模糊。当其他人［当选的官员、政府官僚、记者、利益集团以及其他根据自己的特定利益和计划来绘制科学／政治地图的群体］的制图活动试图从不同的文化地图中获取优势时，上述挑战会愈加明显。
对科学家来说，制图的任务是使科学接近政治，但不能靠得太近。为什么?科学家的文化权威赖以合法化的关键是科学与政治决策之间存在的明显的相关性：在政府官员颁布法规或条例之前请求科学家提供专家建议时，他们同时也在衡量和再生产科学在实在方面的权威［慕克吉，1989］。如果科学与政治之间的距离太远，就会封闭科学家通向合法化的关键途径：他们具有明确的政治效用——特别是从政府那里获得研究资助的权利。当然，这种关系是共生的；科学家从科学对政府的效用中获得合法性，同样，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人］也能通过把科学专家知识的文化权威性赋予这些决策，使他们的决策合法化。科学与政治疆域的聚合不是因为什么结构的必然性或铁面无私的合理性，而是因为两个领域的内部人员都有充分的理由与对方保持密切联系。
但是，它们又不能靠得太近，当然也不能重叠或相互渗透。只有好的栅栏才能维持政治和科学之间良好的邻里关系。政治家、政府官僚、利益集团以及相关的民众都与科学保持适当的距离，以维系自己的判断力和权力。如果政策完全由科学家所控制的事实来决定，还能为政治选择——不管是民主的、官僚主义的，还是立法的——留下了什么位置呢?政策制定者［广义的］的困境很清楚：让科学靠得足够近，这样政治选择就可以通过根植于对事实的权威的、客观的理解来实现合法化，而这样的理解只有科学才能提供；当然，也不要让科学靠得太近，以至于选择权和未来都变成了纯粹“技术性的”，很难由非科学家来掌握和控制。科学家也需要很好地维护“政治”边界上的栅栏。毕竟，科学知识能为政治所利用的不仅仅是它们的内容，而且还有所谓的客观性和中立性。(3)只有当科学家不被归入另一个利益集团，他们的技术输入不至于被看做是另一种意见的时候，科学才能使政策得以合法化。反方向的流动——从政治流入科学——对科学家的自主性也是一种威胁：如果让政治家本人来制造事实，那么科学家的专业垄断就会受到威胁。更有可能出现的威胁是掌握权力的决策者捕获了科学——科学家丧失了对他们的研究方案的控制，在为数不多的情况下，他们会丧失提出何为“科学”知识的权力。
在探讨划界－活动时，贾撒诺夫的着作从这些普遍的观察转向了科学的咨询活动的具体过程。她对这之间的张力作了简要的概括：
当某个智力活动领域被贴上“科学”的标签时，那些非科学家群体事实上被禁止对科学发表任何实质性的意见；同样，给某种东西贴上“非科学”的标签［比如政治］，就是剥夺它的认知权威［贾撒诺夫，1990a，第14页］。
虽然双方都有理由维持这两个文化领域间紧密而又不过于密切的关系，但是贾撒诺夫再次发现，科学／政治边界的“社会建构”是一种关键的策略，通过这种策略，各类玩家的特殊利益或者被推进或者受到阻碍。无论科学家在任何特定的政策制定中有没有利害关系，他们的职业利益都有赖于能否维系自己在制造事实方面的权威性，这决定了他们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把科学的东西与政治区分开来［以及他们如何对其他人的地图做出回应］。政治家、官僚以及其他与政策制定有关的人，可能不太在乎科学家的文化权威，除非这种权威能使自己所偏爱的政策或纲领合法化，而同时又不至于剥夺自己的自由选择权［主动地选择哪些政策］——所以他们经常绘制地图，在这些地图上，科学和政治之间的边界有着不同的位置。
下面四个例子将说明，当科学家被带到政策制定机制的边上时［如果不是完全处于其中的话］，科学／政治的划界－活动进行的时机——以及这种修辞游戏所能满足的各种利益。第一，通过划界－活动，工业院外活动集团或民间利益集团是如何质疑一项不受欢迎的政策草案所依赖的科学的可信性的——但又始终保持［或再生产］作为抽象空间的科学的文化权威，从而使这项草案名誉扫地或失去合法性。其中的诀窍是赋予人造的科学实践和成果［有不同的称呼：“规制性的科学”，或者更直率一点就是“坏科学”］以一个不同的文化空间——这些实践和成果并不符合在“真正的”科学［纯粹的、研究性的、基础性的］领域中所确立的标准。这种做法并没有触及这样的科学，即一个能够生产专业的、可信的和权威性知识［这种知识与政策的制定相关］的文化空间。进一步说，上述做法同时也为制定出有利于这些批评者的政策草案指明了方向：更好的科学。
在贾撒诺夫考察的案例中，在挑战政策草案的背后，从事科学的划界－活动的人是其他的科学家。人们要求美国环保署(EPA)对胡克化工厂倾倒有毒废料的几个地方公共健康状况做出评估，其中包括尼亚加拉瀑布附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情爱谷。环保署从一家私人咨询公司那里获得了一项科学研究，并把结果泄露给了新闻界，这项研究似乎表明，邻近居民出现染色体异常的概率非常高。这个结论立刻受到了科学专家小组的挑战，他们认为这项研究没有遵循恰当的研究程序［比如缺乏某些关键性的控制］，所以他们的结论是，咨询报告没有“科学”价值。贾撒诺夫［1990a］写道：在“一个政治化的环境中，比如在美国的各种规章的制定过程中，把科学事实解构成相互冲突的、受社会约束的解释，这似乎是家常便饭，而不是什么例外”［第37页］。但我们不清楚的是，来自内部的、真正的科学领域的批评者对事实的这种解构，主要受利益驱使而反对最初的研究成果在政策上的意蕴，还是［也可能额外的］他们作为专业边界的捍卫者，反对环保署非法地使用“科学”这一权威性修饰词使自己的政策草案得到合法化——这一草案所依据的科学研究没有达到好科学的内部标准。重要的是，社会学问题并不能为好科学提供一组本质主义的标准［这永远取决于磋商］，它们所体现的是科学家与政府机构之间的斗争：谁有权来划定好科学与坏科学的边界，谁就有权控制这个领域对文化权威的分配。
贾撒诺夫［1990a］提出了关于划界－活动的第二例子：“参与规章制定过程的人经常改变自己的描述，从科学到政策或者从政策到科学，试图控制核心的问题。”［第14页］在此，当不同的群体——机关官僚、政治家、法官、科学顾问、充当工业顾问或利益集团顾问的科学家、外围的科学共同体——相互之间为权威而竞争，企图控制某个决策从而使它朝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时，特定的规范者的任务或责任就会随着制图者的不同而发生改变。当工业界的行动者把颁布风险评估的指导方针描述成一项科学任务时，同时也包含了为科学划界的任务，同时也宣布了谁能够完成这项任务。
工业集团相信，与管理机构或法庭所支持的结论相比，这些技术专家组织［比如国家科学院］所能得出的结论在科学上更加保守，因此对工业利益也更富同情心［贾撒诺夫，1990a，第59页］。
在其他场合，责任和控制则从科学家手里转入到机构管理者的手里。环保署的管理者一度主张，评估臭氧风险的“基准文件”的发展是与“标准环境”相分离的，因此他们就用这个主张去限制他们的科学顾问团介入前者的任务，同时保持对后者的自由控制。臭氧风险的标准环境是由政治一方决定的，所以环保署的管理者可以不去理会科学家是否赞成或他们的意见如何［贾撒诺夫，1990a，第107～113页］。在其他情况下，关于所指派的责任属于边界的哪一方的争议导致了所有的相关群体都失去对任务的控制。这也发生在有关阿拉铝硅金属风险——把生长调节剂用在苹果上——的争议中。在环保署和皇家科学院在为好／坏科学的地图争论不休时，60分钟节目和梅里尔·斯特里普认为［在国会面前证实］，这些争论大多是不着边际的［第149页］。
相比于其他的例子，第三个例子表明，松散的、模棱两可的栅栏有时比那种没有弹性的、僵化的栅栏更能处理好邻里关系。贾撒诺夫在考察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的规制活动时指出，科学与政治之间模糊的界限可以有效地把科学权威赋予政策草案，而同时还可以在方向上把握这些草案的政治的、管理的、司法的控制权。“在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决策权威及其科学顾问的权威之间的界限［依然是］游离不定的。”比如，在考虑批准生产某种治疗心律不齐的药物［治疗心绞痛］时，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科学顾问网络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局限在评论现有的科学文献上；他们还“准备就自己的原初立场做出陈述”：这难道不是“政治”吗?虽然这个机构在为最终的政策辩护时利用了这一科学立场陈述的认知权威，但是它并没有把最终的控制权交给科学顾问。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运用“创造性的划界－活动来扩展其权威范围，并适度偏离了委员会的建议”。贾撒诺夫［1990a］总结道：“从战略的角度看，科学与政治间界线的模糊性对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是有利的，因为这允许该机构利用科学权威获得人们对自己的政策的偏好与支持”［第178页］。
然而，第四个例子表明，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超常现象也时常出现在划界－活动中；如果模糊科学与政治的界线是一件好事，就有可能［时常］矫枉过正。现在把注意力移向为政府机构［例如环保署或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工作的科学家，以及他们试图让科学远离政治机构的努力。促使这些科学家从事划界－活动的动因很少是出于对科学的文化权威的抽象关怀，更多的是日常实用性的关怀，即为雇主生产有用的、有价值的产品。他们“描述自身的工作”是想为政策磋商提供一种有益的、客观的专业知识情境——这需要披上一件显眼的外衣，即研究与政治的界限是截然分明的［即使边界事实上是相当模糊的］。环保署支持其科学可信性的途径是，在1974年成立科学顾问委员会(SAB)，让它去评价环保署的研究与开发办公室的内部研究。科学顾问委员会面临的挑战是“一方面要维系自身的科学权威”，另一方面要免受环保署集团内部党派政治利益的影响［贾撒诺夫，1990a，第95页］。该委员会的名称就证明了它关心的是研究而不是政策，科学顾问委员会的评价在时间上的安排也强化了这一形象；它们一般出现在政策商讨的早期，并对最终出台政策草案的过程进行逆向操作。当然，科学与政策之间制度化的距离有助于保持科学顾问的客观性的外表，但即便如此也不可能走得太远。绕了一大圈之后又回到本节的起始点，贾撒诺夫［1990a］注意到：“委员会让自己远离政策的修辞策略，它的成功伴随着一种危险，即它的建议有可能被看做是与政策无关的东西”［第97～98页］——远离固然是客观的、权威的，然而贴近才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