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环境知识的公共争论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359页（1494字）

当官方科学家甚至政治利益集团在试图通过科学来控制争议的举措上失去控制时，环境科学是最为变幻无常的。简要描述一下两个案例可以说明我的意思。

在第一个案例中——关于植物生长调节剂阿拉铝硅合金的故事，美国环保署与工业科学家在判断这类物质会致癌的研究是否有效的问题上陷入了长期的争论。1989年，美国环保署建议制造商应该停止此类化学物质的使用，因为新的证据证实了此前的担心。然而，当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美国的一个主要的公共利益团体——成功吸引了许多公众来支持自己的评估［即阿拉铝硅合金是美国儿童面临癌症威胁的罪魁祸首］时，政府就失去了对这场争论的控制［贾撒诺夫，1990a，第148页］。虽然环保署、制造商以及食品工业部门试图论证这一新的结果是无效的，但是公众仍然没有被说服，工业部门被迫从市场中收回含这种物质的产品。

第二个例子是英格兰西北部的坎布里亚的绵羊养殖者，他们的土地受到了来自切尔诺贝利的放射性微尘的污染。来自政府机构的科学家向农场主保证，产生污染的铯很快会从食物链中消失，然而在做出这些预言之后的数年里，官方科学家仍然能够测量到高强度的污染，农场主们仍然不能出售他们的家畜。在这个事例中，官方科学家的失败显然要归因于铯在英格兰北部的高地黏土与官方测量的测试牧场的轻质土中的流动性的差异。在温内对这一争议的研究中，农场主们觉得，关于他们的土地，特别是关于处理污染的情境，他们更有知识，比如，不应该在地势较低的牧场放牧，这也许最符合官方的计算，因为使用这样的土地将会耗尽冬季饲料。科学家在预测上的不准确被看成是所有科学知识都是不可靠的证明，并导致了人们对科学家的后续建议持十分怀疑的态度。温内［1991a］的结论是：“人们并不是在独立于其他知识、判断或建议要素的情况下使用、消化和体验科学的。为了使科学理解在某个实际情境中变得有效、有用，这个情境需要补充性的知识。”［第114页］

诸如此类的环境争论有助于凸现科学家以外的社会行动者参与描述自然实在的磋商程度。在阿拉铝硅合金的例子中，媒体报道的“逻辑”替代了科学家的控制；在坎布里亚的绵羊畜牧者的例子中，农场主在关于污染的实在性的磋商中成了积极的参与者。

温内的研究所强调的那些与争议有关的困难，最近在美国有关“环境种族主义”的文献中上升到突出地位。评论者认为，危险的工厂和有害的废料被放置在弱势族群占主要地位的地区［布拉德，1990］。这里的论证部分地涉及了关于歧视的论证。但是，这一争论因为如下建议而变得复杂起来，即所谓普遍的“安全标准”和“安全程序”［通过科学而被合法化的标准］实际上可能会对地方性条件的反应十分迟钝。在这种情况中，诉诸于普遍性标准实际上会使不公平的结果合法化，正如铯的流动同等性假设不利于坎布里亚的农场主一样。然而，一旦批评者动用“解构”论证来反对普遍性标准，他们就是在冒风险，因为他们会发现，自己陷入与前文所描述的环境的非政府组织同样的困境之中；他们怀疑科学知识在普遍性上的自负，但却缺少其他认知权威［耶利，1992c，第529～530页］。

如果对管制性机构的研究使得我们能够明白，被算作是科学的东西的边界为什么是可磋商的，那么本节所叙述的公共争议的例子就恰好揭示了，实在建构者的网络究竟能有多大、多么具有可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