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丛话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河北人民出版社《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第60页（3344字）

㈠近代多人合撰丛谈体小说评论集，撰者为梁启超、平子、曼殊、侠人、蜕庵、璱斋、慧广、趼人等。自公元1903年9月至1906年1月，连载于《新小说》月刊；并于《新小说》月刊停刊后，由新小说社印成单行本。《小说丛话》刊行之始，饮冰(梁启超)曾有小序说明该丛话发起之经过：“溃话体之文学尚矣。此体近二三百年来益发达，即最干燥之考据学、金石学，往往用此体书之，趣味转增焉。至如诗话、文话、词话等，更汗牛充栋矣。乃至四六话、制义话、楹联话亦有作者。人人知其无用，然犹有一过目之价值，不可诬也。唯小说尚阙如，虽由学士大夫鄙弃不道，抑亦此学幼稚之征证也。余今春航海时，箧中挟《桃花扇》一部，借以消遣，偶有所触，缀笔记十余条。一昨平子、蜕庵、璱斋、慧广、均历、曼殊集余所，出示之，佥曰：是小说丛话也，亦中国前此未有之作，盍多为数十条，成一帙焉?谈次，因相与纵论小说，各述其所心得之微言大义，无一不足解颐者。余曰：“各笔之，便一帙。众曰：善。遂命纸笔，一夕而得百数十条，畀新小说社次第刊之。此后有所发明，赓续当未已也。抑海内有同嗜者，东鳞西爪，时以相贻，亦谈兴之一助欤!编次不有体例，唯着者之名分注焉；无责任之责任，亦各负之也。癸卯初腊，饮冰识。”癸卯，即公元1903年。《小说丛话》最主要的内容，是进一步论证梁氏首倡之“小说界革命”理论，各位着者从不同侧面补充、丰富新小说理论。对于梁氏的某些观点，着者们亦进行讨论。梁氏对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的偏颇看法，在《小说丛话》中即受到批驳。狄葆贤(平子)认为，梁氏把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统统视为诲盗诲淫之作，是错误的。他说，就拿几乎是人们公认的诲淫小说《金瓶梅》来说，情况也不尽如此，小说作者实“抱无穷冤抑，无限深痛，而又处黑暗之时代，无可与言，无从发泄，不得已借小说以鸣之”。《金瓶梅》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状况，“真一社会小说，不得以淫书目之”。曼殊同意如上意见，补充说：“《金瓶梅》是描写下等妇人社会之书也”，“认为一种社会之书以读之，始知盛名之下必无虚也”，它的价值当不下于《水浒传》、《红楼梦》。对于《水浒传》、《红楼梦》，《小说丛话》的多数着者持肯定意见。狄葆贤认为，这两部小说“在我国小说界中，位置当在第一级”。晚清着名红学家侠人更是对《红楼梦》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他认为：“吾国之小说，莫奇于《红楼梦》，可谓之政治小说，可谓之伦理小说，可谓之社会小说，可谓之哲学小说，道德小说。”对于梁氏认为中土小说不如欧西小说的意见，曼殊提出相反看法，认为：“吾祖国之政治、法律，虽多不如人，至于文学与理想，吾雅不欲以彼族加吾华胄也。”他认为《西厢记》可以同西方的任何作品比美。侠人亦认为，“吾国小说之价值真过于西洋万万也。”梁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认为“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完全在于旧小说。曼殊加以驳斥说：“今之痛祖国这腐败者，每归罪于吾国无佳小说，其果今之恶社会为劣小说之果乎，抑劣社会为恶小说之因乎?”对于这个涉及小说与社会关系的大问题，曼殊提出：“小说者，今社会之见本也。

(引按：见本，借用的日文词汇，意为样本、例证。)无论何种小说，其思想总不能出当时社会之范围，此殆如形之于模，影之于物矣。虽证诸他邦，亦罔不如是。”“盖小说者，乃民族最精确、最公平之调查录也!”曼殊于讨论中，提出了正确见解，将新小说理论向前推动一步。总之，这部《小说丛话》文字平易，内容丰富，不乏新解，实为近代小说理论的重要文献。㈡近代小说杂谈文章，侗生撰，初载上海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第二年第三期，公元1911年出版。该文杂谈当时出版的译着小说之成败得失，或近代小说家文笔之优劣，如云：“英人哈葛德所着小说，不外言情，其书之结构，非二女争一男，即两男争一女，千篇一例，不避雷同；然细省其书，各有特色，无一相袭者。”又如云：“《孽海花》为中国近着小说，友人谓此书与《文明小史》、《老残游记》、《恨海》为四大杰作。顾《孽海花》能包罗数十年中外事实为一书，其线络有非三书所及者。”该文内容，大率若此，为随感式小说评论。㈢近代篇幅最长的小说理论文章，吕思勉撰，初连载于上海中华书局刊行之《中华小说界》月刊第三至八期，公元1914年出刊。初署名成，第八期改署成之。吕氏(公元1884－1957)字诚之，江苏武进人，现代着名史学家。早年执教于苏州东吴大学，辛亥革命后先后任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编辑，晚年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其早年所着此文鲜为人知，湮没近七十年之久，后经研究者发现，重新公诸于世，引起小说理论界之重视，公认为运用西方美学理论，系统、深入研究中国小说，富有创见的重要小说理论文献，此文被视为既是对近代维新派所倡导之新小说理论之批判性总结，又实开“五四”新小说理论之先河，在中国小说理论发展史上居重要地位。此文主要内容如下：一、吕氏认为，小说是近世文学之代表，是一种美的制作品，是小说作者在现实社会所提供的材料基础之上，运用想象、虚构等手段，创造出的一种含美的性质的“第二自然”。吕氏认为，同时代的某些论者称“小说者，社会现象之反映也”，或言小说为“人间生活状态之描写也”，均为不完全之说法，其缺欠在未指明小说乃一种艺术创造品，含审美之特性。吕氏对小说本质的界定，对同时代的流行理论有明显的超越处，就此亦可见西方近代艺术观念对中国之影响正日益加深。二、吕氏以全文中相当长的篇幅对小说之分类问题进行研究，为近代小说论文章中最为精细的分类。吕氏将小说之分类研究，区分为“自理论上为抽象的分类”与“因材料之异同而为具体的分类”两种。就前一种分类而言，又可从以下不同角度进行分类：从文学上可将小说分为散文的(又包括文言的和俗语的两小类)与韵文的(又包括传奇和弹词两小类)；从小说所叙事实之繁与简，可将小说分为繁杂小说与单独小说；从小说叙事之角度，可将小说分为主观的与客观的，或曰自叙式的与他叙式的；自小说内容之虚实言，可将小说分为写实主义的与理想主义的；从小说所引起的美感之性质言，可将小说分为悲情的与喜情的；从小说创作者之创作目的言，可将小说分为有主义的与无主义的。就后一种分类而言，可将小说分为武事、写情、神怪、传奇、社会、历史、科学、冒险、侦探等九种。吕氏对每类小说之性质、特征，均有界定，时有精当之见解。三、对《红楼梦》研究中索隐派的批评。吕氏《小说丛话》于《中华小说界》连载时，该刊主编沈瓶庵与王梦阮合着的《红楼梦索隐》一书，刊于该刊第一年第六、七两期，首先以王氏所撰《红楼梦索隐提要》形式问世。王氏“提要”云：《红楼梦》“全书百二十回，处处为写真事”，“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也。”王氏不无自得地表白：《红楼梦》书中所隐之事，所隐之人，有为故老所不传，载记所不道者，我却索而得之，宣而出之，亦大快事也。吕氏于《小说丛谈》中对此发表截然相反的意见，云：“必欲考《红楼梦》所隐者为何事，其书中之人物为何人，宁非笨伯乎!”吕氏的理论根据为：“小说所载之事实，谓为真亦可，谓为伪亦可。何也?以其虽为事实，而无一不经作者之想象变化；虽经作者之想象变化，而仍无一不以事实为之基也。然则屑屑考据某人之为某人，某事之为某事何为?彼未经作者选择变化以前之某人某事，皆世间一事实而已；世间一事实，何处不可逢，而必于小说中求之乎?是见雀炙而求弹、闻鸡之日掖而求卵也，可谓智乎?”吕氏以关于小说的新理论、新研究方法，批评迂腐陈旧的索隐考据方法，指出其对小说艺术特质之不明和研究方法之失当，为时最早，见解精当。四、小说与戏剧之比较。吕氏于此介绍了西方的有关艺术理论，指出小说与戏剧各有所长，属于两种艺术。五、论作小说之法，兼论良小说必具之三项条件。六、论译述的小说与中国作者自着的小说孰良。最后两个问题，都是针对当时小说界的现实问题而言。吕氏《小说丛话》的发表，下距现代着名学者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于公元1917年元旦)与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发表于同年二月)等“五四”文学革命文献之问世仅二年，中国近现代新小说理论演进之轨迹与新旧两阶段之衔接，于此可略窥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