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问题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105页（7312字）

针对1960年前后理论界颇为流行的把生产关系绝对化，把生产力简单化，认为只有不断调整生产关系、生产力才能增长的片面观点，李平心在1959年、1960年发表了一系列论述生产力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文章。他当时坚持认为，生产力内部存在着矛盾，生产力发展有它自己的运动规律，生产关系不能超越生产力规律的范围来推动生产力前进，这些观点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上述论文收集在1979年出版的《论生产力问题》一书中)。

50年代，大体上仿照苏联的学科分类，建立了我国的部门经济学和专业经济学。当时，绝大部分学科编了一些教材，翻译出版了一些国外着作，我国学者自己撰写的专着很少。在经济思想史方面，胡寄窗从1962年开始陆续出版多卷本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史方面，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部分人编写了系统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这些着作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10年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学的大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在这10年里，“左”的错误思想和教条主义也严重干扰了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和正常的学术讨论。其中，对马寅初、李平心、孙冶方的批判，不仅影响了“双百”方针的贯彻，同时，也使教条主义对许多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起了束缚作用，影响了学术思想的活跃和理论研究的进展。

“文化大革命”期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受到粗暴的歪曲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遭受严重摧残。“四人帮”的谬论和倒行逆施，理所当然地受到经济学界许多人的抵制和反对。孙冶方、许涤新就是经济学界的杰出代表。孙冶方在监狱中仍然反复构思“社会主义经济论”的腹稿(《〈社会主义经济论〉提纲》〔狱中腹稿的追忆稿〕，《经济研究资料》1983年第7期)。许涤新在“牛棚”中苦读《资本论》，写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后来定名为《论社会主义生产、流通和分配》，在1979年发表。

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要求理论工作者去研究解决。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广大理论工作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十二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学科建设上以及机构和队伍的建设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一)突破了社会主义经济所有制结构的传统观念。 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越单一越好、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新的观点认为，同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所有制结构应该多元化，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优势的的条件下，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是必然的。理论界还进一步研究了在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如何适应生产力的变化进行调整的问题。从纵的方面看，探讨了全民所有制内部、集体所有制内部的多种经营方式问题。其中农村合作经济的具体形式，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多种多样的新的联合体的出现，是人们关注的重要课题。从横的方面看，探讨了地区之间、企业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各种企业集团出现的经济条件、积极作用和内部关系；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的经济联合，等等。

(二)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这一论断大大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和特征的认识，并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而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如何结合。宏观管好与微观搞活如何统一、价格、税收、信贷、利率、工资等经济杠杆如何综合运用、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如何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等问题，这一切都可归结为如何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问题。经过几年的探讨，经济学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该把对宏观经济的管理，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变为间接控制为主，即把“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三)强调了重新构造国民经济微观基础的必要性。 对全民所有制企业，从扩大自主权进一步认识到必须使它们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由此而提出了企业的法律地位，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企业内在的动力、活力如何发挥，企业的自我抑制、自我平衡的机制如何建立，以及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如何解决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和克服企业的“软预算约束”等问题。经济学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有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而缺乏与之相适应的微观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就不可能顺畅，它的优越性就不可能很好地发挥。

(四)深化了对商品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按劳分配问题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经济学界虽有几种不同意见，但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多数人的认识还比较一致。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理论必须发展。由于现阶段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不成熟性，使按劳分配规律的作用范围和作用程度受到很大限制。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当然不存在实行按劳分配的问题。就是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按劳分配也必然受价值规律等一系列商品经济规律的影响，因此要通过迂回曲折的途径，主要在企业内部实现。二是，要继续反对个人消费品分配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目标之一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但共同富裕不能理解为完全平均或同步富裕。应该允许一部分劳动者先富起来，允许劳动者之间在富裕的速度和富裕的程度上有差别，逐步做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

(五)开拓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 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制定了我国从1980年到2000年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近年来，由于对外开放，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我国同各类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比较研究加强了；由于世界新技术革命迅速发展，对我国提出了新的挑战；也由于十二大制定的战略设想在实践中遇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经济学界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越来越重视。这包括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总体设计的进一步充实、调整和完善；对部分发展战略(如电子工业发展战略，能源发展战略，农业发展战略等)的研究；对地区发展战略(如某一经济区域综合开发的战略，省级、地级、县级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心城市经济发展战略等)的研究；对专门问题的战略(如利用发达国家技术、资金、人材的战略，生态和环境战略，生产力布局战略等)的研究；对经济结构优化战略(如合理的产业政策，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各产业发展方向的战略，技术结构调整战略，人材结构调整战略等)的研究。这些问题的研究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六)新兴学科蓬勃兴起，经济学界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理论经济学是整个经济科学的理论基础。在这方面，我国除已建立以研究生产关系的规律为主的政治经济学以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建立了以研究生产力规律为主的生产力经济学。应用经济学，这几年正向纵深发展，产生了许多新的分支。例如，从会计学产生出审计学、管理会计、电子计算机会计、国际会计等分支；从数量经济学产生出数理经济学、经济数学、经济统计学、经济计量学等分支。这是第一类情况。

第二类情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建立的学科。其中有以国民经济某个部门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部门经济学，如林业经济学，畜牧业经济学，渔业经济学，物资经济学，交通运输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等；有以涉及国民经济各部门而带有一定综合性的专业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专业经济学，如基本建设经济学，消费经济学，旅游经济学，服务经济学，物价学，市场学，比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有以地区经济联系和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城市经济学，乡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特区经济学等。

第三类情况是经济科学与自然科学或其他杠会科学交叉而产生的边缘学科，如人口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卫生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国土经济学，经济法学等。

以上这些新学科的建立早晚不同，发展的水平各异，有的已初步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出现了有一定质量的着作，有的则刚刚开始建立，但它们都是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而出现的，是有生命力的。

(七)研究成果显着。 从1978年到1986年，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在全国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仅以一些学科为例，数量经济学近6年共发表文章1000多篇；生态经济学仅1984年就发表论文、调查报告近300篇。初步估计，近6－7年来，经济学各学科发表的文章总数逾万。

这期间出版的专着，数量也很大。反映了这个期间理论上的进展和学科建设上的成就远远超过建国后的任何一个时期。

在理论经济学方面，1978年前后，在批判“四人帮”，拨乱反正过程中，涌现出一批质量较高的着作，如林子力、有林的《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1978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篡改》(1978年出版)。1983年前后，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曾出版大量论文和专着。其中《资本论》研究会编的《〈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1983年)、马健行、郭继严的《〈资本论〉创作史》(1983年)、胡培兆、林圃的《〈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1985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围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城乡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有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1979年)、卓炯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81年)、刘国光的《论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1983年)、林子力的《论联产承包制——兼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1983年)、杨坚白的《社会主义社会国民收入的若干理论问题》(1983年)、谷书堂等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1985年)、雍文远主编的《社会必要产品论》(1985年)等。围绕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有钱俊瑞的《世界经济与世界经济学》(1982年)、仇启华主编的《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1982年)等。围绕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问题，有马洪的《试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战略》(1982年)、孙尚清的《论经济结构对策》(1984年)、刘国光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1984年)、周叔莲、裴叔平主编的《中国工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1985年)等。

在应用经济学方面，一些建立较早的学科，出现了一批学术价值较高的专着，如李成瑞的《财政、信贷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1982年)、黄达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1984年)、王绍飞的《财政学新论》(1984年)、许毅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财政》(1986年)、高翔的《经济体制改革与价格改革》(1986年)等。

新建学科一时尚无成熟的专着，但有些学科出版了一些教科书和少数内容比较充实的书籍，如尹世杰主编的《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1983年)、刘方棫的《消费经济学概论》(1984)、吴凤山等的《市场学》(1982年)、王忠等的《经济法学》(1982年)、马传栋的《生态经济学》(1986年)等。

在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方面，有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中、下册，1962年开始出版1981年出齐)、傅筑夫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一、二、三卷，1981、1982、1984年)、陈岱孙的《从古典学派到马克思——若干主要学说发展论略》(1981年)、汪敬虞的《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1983年)等。

除了论文和专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翻译出版了大量经典着作和有价值的国外经济文献。1985年出齐了中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1983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中文译本。此外还编写了大量的经济学教材，如《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1979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南方本(1982年)、宋涛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1982年)、蒋学模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1983年)，都是为高等院校普遍采用的、影响较大的教科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适应经济学教学、研究和普及的需要，还编写了多种辞书、工具书，如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三卷本)(1979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1986年已编完待印、大型系列丛书《当代中国》中的《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于1984年出版。马洪、孙尚清主编的《经济与管理大辞典》于1985年问世。此外，还编纂出版了多种年鉴，如《中国经济年鉴》(1981年开始出版)、《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开始出版)、《中国农业年鉴》(1984年开始出版)、《中国经济科学年鉴》(1984年开始出版)、《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年鉴》(1985年开始出版)等；多种经济手册，如许毅主编的《成本管理手册》(1983年)、肖灼基主编的《经济师手册》(1984年)、杨承芳主编的《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1985年)；以及一些很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书，如《经济研究》编辑部编的《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85年)等。

除了公开发表的论着，还应该注意到各种内部调查报告、研究报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理论工作者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针对当时国民经济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建议和方案，如“六五”期间工作总结、“七五”期间国力预测、迎接新技术革命的对策、电子工业振兴规划等等。围绕《2000年的中国》这部大型的、多学科多部门协作的预测性研究课题，已经提出了一系列有丰富的实际资料和科学测算的研究报告。此外，还有大量的地区性的、专题性的考察报告、改革方案等。这些内部的调查报告、研究报告，不仅已成为各级领导部门决策的参考，而且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和许多部门经济学、专业经济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八)研究队伍迅速扩大，学术团体纷纷成立，群众性的学术活动方兴未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专门从事经济理论教学和研究的队伍不大，主要集中在高校系统、党校系统、中国科学院系统和某些经济领导部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机构和队伍大大加强。除中国社会科学院设有七个经济方面的研究所，各省社会科学院均设有经济研究所外，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导部门，如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体改委等都设有自己的研究所，许多高等院校，一方面加强财经各系的力量，一方面设立经济研究所，有一些大企业也自设了经济研究所。据不完全统计，到1984年底，各级、各类经济研究机构(不包括高校的财经各系)已达200个。

我国的理论研究队伍，包括高等院校、各级党校的经济学教师，1986年估计为6万人左右。从其构成来看，其中有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在经济学研究中起着开拓者、引导者和教育者的作用。当前，我国经济理论研究队伍的主力军是广大的中青年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他们思想活跃，精力充沛，知识较新，富有创造精神，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希望所在。

随着经济学科的发展和理论队伍的扩大，学术团体迅速增加。1981年成立了“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1983年共有全国的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各种研究会、学会约300个，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的团体会员。1986年，各种研究会、学会已约有400个。它们通过召开年会，各种形式的专题讨论会，交流学术思想，促进了经济学各学科的研究和发展。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同国外学术界的交流大大增加，例如，物资学会近几年就接待过七个外国代表团，两次组团到国外考察，三次派代表参加国际物资交流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1984年派出学者371人次，外国学者来访443人次，其中经济各学科占40%。

适应学术交流活动的需要，近年来经济报刊从“文化大革命”前的几种，到1986年猛增到约150种；经济类出版社，也从“文化革命”前的两家，到1986年增加到十家。

另外，近几年，通过各种形式，对经济科学的研究成果评奖，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活动。这些评奖活动对经济学的研究起了促进作用。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研究任重而道远，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进一步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和“双百”方针，努力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