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语言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218页（891字）

建国以来我国普通语言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50年代初，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对我国语言学界影响很大。当时的研究，多以苏联的语言理论为依据。60年代初开始介绍西方理论，主要是结构主义，间或有西方当代语言学动态。我国一些语言学家开始运用这些方法结合汉语进行某些研究。但因受“左”的思想干扰，对这些理论主要持批判态度。文革10年，研究处于停顿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对国外近十年来语言学研究动态包括其流派及其理论，作了大量介绍。在此基础上，对各家学说，既博采众长，又指出其不足之处，并结合汉语特点，作深入研究，取得了可喜成绩。许多刊物刊登了普通语言学的论文。有的论文已在国外刊物上发表。1982年10月在广州召开了以普通语言学为专题的第一届“二市一省”(京、沪、粤)理论语言学专题讨论会，1985年4月在上海举行了第二届讨论会。

建国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出版了一些普通语言学的专着和教材。如高名凯的《普通语言学》(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岑麒祥的《普通语言学》(科学出版社，1957年)，影响较大的语言学概论有高名凯等的《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63年)和哈尔滨外语学院、上海外语学院编的《语言学引论》。文化大革命后出版了近10本语言学理论教材和参考资料等，较为突出的有叶蜚声、徐通锵编的《语言学纲要》、李兆国等的《语言学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等。新教材吸收了当代普通语言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关于语言学理论的专着，影响较大的有高名凯的《语言论》(科学出版社，1963年)。近年来出版的专着除上面谈到的几本外，还有王属炎的《语言问题探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岑麒祥的《语言学学习与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王德春的《现代语言学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赵世开的《现代语言学》(知识出版社，1983年)等。

建国以来，语言学界有过三次关于语言基本理论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