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时期的考古研究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410页（3410字）
一、东周列国都城遗址的勘察 设防城市的普遍出现，是东周时期突出的社会现象。过去对东周城址所作田野考古工作较少。建国以来，对洛阳东周王城、曲阜鲁国故城、临淄齐国故城、易县燕下都、侯马晋国城址、夏县魏安邑城、新郑郑韩故城、邯郸赵国故城，以及江陵楚纪南城、凤翔秦雍城等，都曾进行相当规模的勘察发掘(王世民：《东周各国都城遗址的勘察》，《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这些都城遗址的范围较广，一般有十多平方公里。对齐、鲁、楚三城已经探明城垣和城门的位置，并大体了解城内的布局。其它几处城址，仅知城垣轮廓，有的甚至城垣也未完全探明。
目前所知列国都城的共同特点是：宫殿基址集中在一定的区域，高大的夯土台基往往形成明显的中轴线，附近又常发现铸造钱币、兵器等官府手工业作坊的遗址。多数城址的宫殿区，筑有周长数公里的宫城。广阔的外廓城，或环绕宫城的周围，或与宫城的一隅嵌接，也有在其近傍却不相连的。外廓城内分布有民居和作坊遗址，有的还将贵族墓地圈入。
对秦都雍城的宗庙遗址，秦都咸阳宫遗址，以及楚纪南城的一些台基，都作过大规模的发掘。以上勘察的东周城地和发掘的一些遗址，集中反映了当时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侯马晋城附近盟誓遗址所出数百片盟书，又为具体了解当时流行的盟誓仪节，研究三家分晋前夕的晋国历史，探讨当时的激烈社会变动，提供了宝贵的文字资料(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盟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
二、东周墓葬的发掘 各地东周时期的墓葬，已发掘六千多座，主要集中在列国都城和其他重要城市的附近。根据现有资料，可将地区特征明显的东周墓葬划分为三个区域：中原地区，包括周、虢、郑和三晋的墓葬，发掘近两千座，属传统的周制范围；南方的楚墓，已发掘三千多座，葬制与中原有很多不同，与楚邻近并受较深影响的蔡侯墓、曾侯墓属此；关中的秦墓，发掘五百多座，地方特点也很突出。发掘尚少的齐、鲁、燕国墓葬，似与三晋地区接近，又有相当程度的差别。吴、越则可能与楚联系较多。
通过典型墓地发掘资料的系统整理，已按随葬陶器的基本组合和形制变化，分别建立详细的年代序列。例如，洛阳中州路的200多座周墓被分为七期，推定年代相当于春秋早期到战国晚期(《洛阳中州路》，科学出版社，1959年)；江陵雨台山的五百多座楚墓被分为六期，推定年代相当于春秋中期到战国晚期(《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凤翔等地的秦墓也曾进行分期问题的探讨(韩伟：《略论陕西春秋战国秦墓》、《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叶小燕：《秦墓初探》，《考古》1982年第1期)。这为研究东周各地礼制的特点及其变化情况，探讨当时的社会变革，准备了有利条件。
东周墓的随葬器物状况可分两类：一类墓主身份较低，春秋时期随葬鬲、盆、罐等日用陶器，战国时期多用制作不精的鼎、豆(或簠敦)、壶等陶礼器；另一类墓主身份较高，随葬以大小相次的奇数“列鼎”为中心的成套铜礼器，春秋晚期以后也有采用精致陶礼器的。青铜礼器的组合体现了明显的等级差别，大体说来，随葬三鼎的墓即有车马器，五鼎以上的墓常有车马坑，七鼎以上和部分五鼎墓有编钟、编磬。目前所知身份明确、器物又较齐全的高级贵族墓，随葬九鼎的有寿县蔡侯墓、随县曾侯墓和平山中山王墓等，墓主都是诸侯；随葬七鼎的有虢太子墓、楚令尹墓等，墓主则是卿大夫，楚墓的随葬器物组合，除身份特高者与中原地区接近外，一般在礼制上有其独特之处。
三、东周时期经济文化的研究 从考古学上研究东周时期的经济状况，主要是对几种手工业发展水平有了较前深入的认识。明确了我国最早使用人工冶炼铁器是在春秋晚期，并且迅速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作用，这是东周考古的一大收获。经鉴定，我国的早期铁器多属“块炼铁”制品，虽说比欧州出现的时间要晚，但不久就有了生铁制品，又比欧洲早1800多年(李众：《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的探讨》，《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同时，长沙的春秋晚期墓中还出土一把中碳钢制成的剑，燕下都又发现几件战国后期的高碳钢制品，表明我国古代在用块炼铁渗碳成钢方面早已达到较高的水平(《长沙新发现春秋晚期的钢剑和铁器》，《文物》1978年第10期；《易县燕下都44号墓葬铁器全相考察初步报告》，《考古》1975年第4期)。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和侯马铸铜遗址的发掘，使人们对当时采矿、冶炼和青铜铸造等方面的生产情况，了解得更加清楚。从对出土青铜器标本的工艺考察表明，东周时期除仍以整体浇铸为主外，附件和器身分铸的更加普遍。同时，已经掌握锡焊、铜焊和
焊等焊接技术，又出现“嵌铜”、“错金银”、鎏金和刻划花纹等新工艺。随县曾侯墓所出尊盘和浙川下寺楚墓所出铜禁，被确认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失蜡法铸件，大大提早我国开始采用失蜡法的年代。江陵楚墓所出保存完好的丝织衣物，江陵和其他地方楚墓出土的大量漆器，丰富了对东周时期手工业的研究。金属铸币和度量衡器的考察是东周考古的又一新课题，对于说明当时的经济状况具有重要意义，取得许多新的成果。
有关东周时期文化方面的考古研究，主要是发现大量古文字资料。其中包括侯马盟书、江陵和信阳楚墓竹简、随县曾侯墓竹简、平山中山王墓和其他铜器铭文等等，总字数达两万余字，对古文字研究有较大的推进。随县曾侯墓发现的整架编钟，以及根据测音和乐律铭文所作研究，使我们对东周时期的音乐发展水平和先秦乐律学的许多问题，有了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新认识。
另外，对整个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及其铭文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也取得很大成绩，如郭宝钧的《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根据考古发掘和成群出土资料，进行商周铜器的分期断代以及组合、形制、纹饰、铭刻和铸造等方面的研究。容庚、张维持合着《殷周青铜器通论》，是容氏早年所着《商周彝器通考》一书的缩写。容庚又对《金文编》作过进一步修订。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和《商周青铜器纹饰》(文物出版社)，是关于商周铜器铭文和纹饰方面较为详备的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的《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年起)，是与《甲骨文合集》媲美的又一古代铭刻资料的大型刻集录，将尽可能齐全地汇集殷周铜器铭文及有关图象资料，全书拟分编20册左右，将于“七五”期间全部完成。此外，还有陕西、河南的考古文物单位编纂的《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79－1985年)和《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1年)。
商周时期边远地区的青铜文化考古研究也有相当的进展。如东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西团山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和以青铜短剑为特征的文化遗存，西北地区的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四川的巴蜀文化，云南和闽粤地区的某些遗存，都曾进行一定的发掘与研究，对它们的文化面貌、年代、族属以及与中原文化的关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认识。
【参考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商周时代部分)，文物出版社，1984年。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商周考古部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5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出金文分域简目》，中华书局，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