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地区遗存、中外交流遗物等的发现与有关问题的研究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418页（2142字）

一、对边境地区遗迹、遗物的探索 主要是早期高句丽遗迹的发现和研究，以及对早期鲜卑遗迹的探索。如对辽宁桓仁地区的高句丽城址和墓葬的调查，揭示了高句丽迁都丸都以前的物质文化面貌和埋葬习俗。对吉林集安地区高句丽遗迹的调查发掘，又揭示了其迁都平壤以前的物质文化面貌和埋葬习俗。在综合研究方面，王健群对好太王碑的研究(《好太王碑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和李殿福对集安高句丽墓的编年研究(《集安高句丽墓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果。

对鲜卑遗迹的探索方面，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阿里河镇嗄仙洞中发现的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告祭祖先石室铭，使人们重新发现拓跋鲜卑旧墟石室，并据以推知拓跋鲜卑早期游牧地点是在大兴安岭北部。宿白对辽宁、青海的慕容鲜卑的遗迹进行了综合研究。这些遗迹“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补充文献记载，进一步证实鲜卑诸部在南迁过程中的阶级矛盾和汉族先进社会的影响是他们从部落联盟迅速进入封建制的重要原因”(《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77年第5期；《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二》，《文物》1977年第11期)。

二、中外文化交流遗物的发现与研究 建国以来，在“丝绸之路”东段，即从新疆、甘肃到东端的西安，以及通往另外几个都城(如北魏时曾先后定都的大同和洛阳)的延长线上，许多地点都出土了有关中外交通和文化交流的遗物。在长江以南，也发现有从海路输入的有关中外交通和文化交流的遗物。这些遗物中数量最多的是波斯萨珊朝的银币，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的金币。此外还有波斯萨珊朝的金银器皿和玻璃器等。经夏鼐研究，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上面铸出的国王名字，分属于12个国王，时代由沙卜尔二世(公元310－379年在位)起，一直到萨珊朝最后一王伊斯提泽德三世(公元632－651年在位)，延续近350年。大量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正是当时中波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极好物证(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金银器中，最珍贵的是大同北魏封和突墓出土的狩猎图鎏金银盘(夏鼐：《北魏封和突墓出土萨珊银盘考》，《文物》1983年第8期)和太原北周李贤墓出土的人物图像鎏金铜执壶，这不仅是古代中国波斯两国间交通的物证，而且也是萨珊美术史上罕见的珍品。出土的玻璃器既有来自波斯萨珊朝的，也有来自罗马的(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集中在对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探讨上。日本学者认为，日本古坟中不断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是中国三国时代的魏镜，是中国曹魏赠给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礼物。近年来，中国学者对此提出了新的见解。王仲殊认为：“中国的各种平缘神兽镜始终是南方长江流域的产品，不是北方黄河流域的产品，就流行最盛的三国时代的各种平缘神兽镜而言，它们是长江流域的吴境，不是黄河流域的魏镜”(《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考古》1981年第4期；《关于日本的三角缘佛兽镜》，《考古》1982年第6期)。在中国各地的古墓中始终不见一枚三角缘神兽镜出土。因此这种形制的铜镜应是中国的吴的工匠东渡日本制作的(《考古》1984年第5期)。这一新的论点引起日本学术界的震动。此外，徐苹芳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考古》1984年第6期)、杨泓的《吴、东晋、南朝的文化及其对海东的影响》(同上)及《日本古坟时代甲胄及其和中国甲胄的关系》(《考古》1985年第1期)等论文，也都论述了这个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

三、有关科技史的研究 主要是关于宜兴西晋周处墓出土金属带饰的鉴定和讨论。周处死于元康七年(公元297年)，他的坟墓早年被盗，1953年3－4月间进行了清理，墓中出土了17件镂孔花纹的金属带饰及一些金属碎片。其中一件碎片经鉴定为含铝85%的合金。因此在一段时期内认为全部带饰都是铝制的，把中国铝的历史提早到了西晋。1972年对现存的16件完整的金属带饰重加鉴定，结果全是银制的，而那些小碎片有银的也有铝的。夏鼐根据鉴定结果及发现情况，认为那铝的碎片可能是后世混入物，不能作为西晋有铝的证据(《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考古》972年第4期。

【参考文献】：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魏晋南北朝部分)，文物出版社，1961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三国——宋元考古(上)》。

宿白：《三国两南晋北朝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