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创造性的和解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13页（2767字）

从较长的一段历史过程看，STS研究给人的印象也许是过于频繁，有时过于戏剧性地卷入似乎是蓄意的争议，以及缺乏沟通。从事互引的研究者及其批评者，强纲领与反思性的话语分析者，常人方法论与政策的分析者，都犯有彼此疏离的通病。但现在情况似乎正在发生改变——不仅仅是在STS共同体内部。早期的相对主义者库恩及其追随者急切地告诉我们，功能主义的默顿学派在方法上犯有明显的错误，并试图在内在领域中另辟蹊径，以便把科学的实质性内容纳入到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中。我们都能从其开拓性工作中深受其益：从这一内在领域中一开始传递出来的东西，也许有的十分清晰易懂，但是也有的不知所云，有时听起来像是在鼓噪一些只有自己才明白的暗语。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如今已经领会了个中含义——这些发现所激起的争论是一个跨学科的游戏。政治科学家［以及科学家本身］尽管有较大的抵触，但是也都纷纷加入这个游戏。现在的种种迹象表明，和解即将到来，本书证实了这一点［也可参见S．科尔，1992］。也许，老的车轮或多或少还能支撑一段时间。

规范与反思：修正后的事实与价值

在世界的不少地方，“批判”进路现在已经与“技术统治”进路展开对话了。关于这一进展的例证不胜枚举，我这里只讨论其中的两个。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多年以来一直沿袭了对“伦理与价值”领域的研究活动给予支持的方案。这个领域经历了多次形态的转变，最近开始容纳各种形式的政策研究，并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形成合力。在它的羽翼下，展开了多种富有成效的跨越边界的对话。若干年前，约翰·齐曼和彼得·希利在英国创立了“科学政策支持小组”(SciencePolicy Support Group)。这项事业的宗旨不仅是保障资金能够可靠并通畅地流向英国的STS学术团体，而且还试图探索在多大程度上能把他们所确立的批判性的洞察与技术统治论［或者至少是政策的］目标有效地联系在一起。由此而来的对话并非一帆风顺；有的只开花不结果。但是在某些领域［尤其是军事科学、公众理解科学，以及大学／产业的关系］⁽²⁾，合作结出了硕果。这种对话的成果之一是，对“是／应该”这个古老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如果批判性的STS研究描绘了一幅独特、新颖的科学图景——给出了一种新的‘是’——于是也就给出了政策的内涵［如果有的话］——这一新的‘应该’，那么，接着是什么呢?”正如布赖恩·温内［1992a］在反思一项有关加拿大生物技术政策的决策性研究时所评论的那样：

这样一种分析试图提供或者获得什么呢?如果说这类分析直接对世界产生了或者应该产生实践性的影响，这未免有些自命不凡。然而，人们有可能会认可这样一种期望：它至少的确为他人做这样的奋斗提供了一些必要的思想资源，不管对方是否使用了这些资源，或者使用之后是否会获得成功。［第579页］

从这种新的描述如何派生出新的、独特的规范，对此我们弄清楚了吗?下述情形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一些强烈抵制新科学观的人认为，行动必定具有很强的底蕴［并且，这些底蕴只有当其受威胁时才被意识到］，然而要想详细地交代清楚这些底蕴是什么，却又是一项无从着手的任务。

有人可能认为，这种质疑所做的，无非是毫无结果地重复《道德哲学1》中学者的拿手的讨论。他们言必称休谟，练就了一身如何针对每一个“标准的反对意见”给出一种“标准的回击”的绝活——任何争论都能够调集一打修辞技巧来应对论敌。且慢，STS中展开的对话是十分有价值的。首先是由于，那些推进科学知识社会学，那些由此而在STS的“主流”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学者，在任何重要的论题上都始终并且明显地持有不同看法。如果以为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完全一致的、同质的科学的“新画面”，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此说来，“价值”上的内在差别似乎足以排除关于“事实”的任何显见的共识。那些执着于［用科学的方式?］推进对科学实践做出本质上是客观的、经验的［“事实的”］解释的SSK研究者，不时地向攻击者暴露出致命的弱点——这就是十多年前“利益”概念的解释性运用所引来的声讨，它强调反思性在评估任何因果性解释中所起的作用［参见沃尔伽，1981］。如今，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我们发现有一种走向更明确的规范性科学社会学的趋势，人们再度显示出对社会哲学的浓厚兴趣［参见卡特克利夫，1990；拉德，1992；西斯蒙多，1993；温纳，1993；伍德豪斯，1991］。从本质上看，这些讨论的核心是人们围绕下述问题的争论，即任何一种学术“图景”究竟能否声称自己“外在于”政治舞台，并以一种“超然”的立场为之提供可靠的指导。关于“最”有效的图景——从而关于政策的底蕴——的争议最终是靠什么来“终止”的?SSK自身所孕育出来的反思性正是在这里找到了用武之地。“事实”与“价值”本质上的不可分离性［在STS的主要文献中，这种不可分性被用来，例如说，打消设立“科学法庭”的想法；对它的讨论参见：凯斯普和威尔斯通，1978、1981；马祖，1977；奈尔金，1977b］，直接出现在STS研究中。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它有可能成为STS中的一个非常富有成效的讨论焦点。它将不再是一项内省的、自我观照的实践，因为争论的各方同时参与了作为自身学术之“根基”的经验研究和政治活动。

在STS共同体中，STS的这一注重实效的“根基”可能会有助于在“技术统治”进路与“批判”进路之间搭建一座桥梁；在试图穿越这些桥梁时，或许那个过时了的、不再可靠的车轮有时还能经受一些压力。目前的状况下，另一值得乐观的方面是——本书再次充分证实了这一点——虽然若干年前还没有一个“批判性的”的学者肯为“技术统治论的”那种专制的定量研究方法说一句好话，但是我们现在看到，那些无愧于“批判”称号的学者们正在研发一些新的、基于电脑的方法。“行动者一网络”理论，以及用以弥补这些理论的“社会技术图表”的出现就是最好的例子［参见拉图尔、马古因和泰尔，1992；J．K．斯科特，1992；另一个同情批判性的学者的例子是科林斯，1992b］。在那些“传统的”、基于引证方法的STS学者中，他们也已经敏感地意识到，需要对自身的方法施以反思性的限制。这并非是说，整个STS共同体如今都在脱胎换骨——它的“惯性”没那么容易戛然而止!然而，在曾经为疏远和互不理睬所笼罩的地方，对话现在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