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与工作：银行与“生产力之谜”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205页（7224字）
计算机对工作的本质、性质和结构同样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里人们认为计算机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后工业社会”的出现和“信息革命”。我们再度发现，技术决定论的思想已成常规，这反映在管理人员普遍拥有的信念中：生产力的增长和社会变迁是计算机化的自然而然的结果。本节试图在上述观点与“计算之网”的观念之间保持一种均衡，在后者看来，计算机无非是影响组织效率和组织文化的诸多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中的一种罢了［克林和斯卡基，1982］。
图12．1和12．2代表计算性能的增长和单位计算成本的递减的戏剧性的发展趋势［注：两幅图都以对数为单位］。20世纪50年代后期，计算机开始在非军事工业和商业中广泛应用。当时，它们还十分昂贵，只有大公司才能承担得起。十年之后，计算机变小了，也便宜了，它们在中等规模的公司中得以流行。到了70年代末，几乎所有需要处理大量数据的商业部门都拥有或者租借一台计算机。当然，在过去的10年中，随着个人计算机(PC)、工作站和有效的网络设备的普及，计算机进入了美国许许多多的工作场所，尤其是办公室。大约5000万台个人计算机以及成千上万的其他种类的计算机和终端进入了美国的家庭、办公室和学校［德图佐斯等人，1991，第63页］。
图12．1 计算机性能的增长：从1965年到1990年
资料来源：数据源自杰克·沃尔顿［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
图12．2 计算成本的递减：从1950年到1990年
资料来源：数据源自维克托·彼得森(位于埃姆斯的国家航空航天管理局［NASA］)，转引自泰斯勒(1991)。
注：依据每个时段最高效的商业计算机的单位计算成本。
与计算技术和通信技术一道出现的是服务和信息经济部门在规模上的急剧膨胀，见图12．3。人们通常以为，走向计算机化的依据必定在于计算机能带来生产力［被定义为产出与工作时间比］的提高，实际上自动化往往被看做是生产力增长的关键因素［科恩和齐斯曼1987］。但是，尽管投资的规模很庞大，但是兑现预期收益的特点却是［往好处说］不均衡的、短暂的。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生产力增长乏力，随着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崛起，这成为并且仍然是政策的关注点［贝利，1991；科恩和齐斯曼，1987］。
图12．3 美国民间劳动力的部分分布：从1800年到1980年
资料来源：《控制的革命：信息社会的技术和经济起源》，剑桥、麻省、哈佛大学1986年出版，版权属于哈佛学院院长及其同仁，这里所使用的材料是经出版者詹姆斯·贝尼格(James Beniger)许可的。
计算机在这个问题中的地位十分奇怪。计算机制造部门已经成为美国商业生产力增长的最大推动力。但是，在高度计算机化的服务部门，生产力的增长却非常缓慢。马丁·贝利［1991］注意到，“我们显然更善于制造计算机，但是实际上却仍然不知道造出来后干吗用”［第112页］。这就是所谓的“生产力之谜”。
我在这里要讨论的案例是银行业，它是世界经济中第一个实现计算机化的重要的非军事行业。从效果上说，银行业的全部交易活动都采取了信息处理的方式，而传统技术则使银行业的劳动密集程度远远高于平均经济水平。因此，它可能是计算机化的理想舞台，人们期待它能从计算、账目管理、票据结算和支票处理的自动化中获得超乎想像的收益。
令人感兴趣的是，第一个支票处理计算机系统ERMA，是由美国银行与斯坦福研究所秘密合作开发的。1955年在其发表公开声明时，其他银行还没有研究过类似的计算机系统。然而，银行业的计算机史学家们声称，为了大幅度提高出纳员和职员［主要是年轻女性］的交易量、劳动成本和流通量，计算机化是“必不可少的”［弗歇尔和麦肯尼，1993；奥布兰，1968］。ERMA引入了磁性字符识别方法，这使支票处理活动部分地得到自动化。它开创了银行业大规模投资计算机设备的先河。这一趋势不断地强化，到1980年，97%的商业银行都配备了计算机。理查德·弗兰克对美国金融业的研究考察了这些投资对该行业的生产力和利润率的影响［弗兰克，1989］。
美国银行：高投资，低增长
弗兰克发现，1948－1983年间，美国银行的产出提高了4倍，虽然最强劲的增长期是1948年到1958年，这时计算机还没有被引入［见图12．4］。劳动投入［即工作时间］也稳步增长到1948年水平的3倍，虽然要缓慢得多。1958年以后，劳动投入增长得要更快一点，而不是更慢。资本投入——与预期相一致——增长到1948年水平的14倍，年增长率从2．7%上升到1958年以后的9．1%。这一增幅是由计算化及其间接的影响，比如建立更加便利的支行所导致的。
图12．4 金融业的投入与产出：从1948年到1983年
资料来源：数据源自弗兰克［1989，第284页］。
注：实际上1948年的相对值是100。
然而，这一巨大的投资实际上并没有影响劳动生产力。图12．5表明，生产力在1958年之前的增长要比1958年之后更快，1975年达到顶峰，之后开始缓慢下降。这显然意味着，虽然银行业的资本密度［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比］提高了5倍，但是资本生产力［产出与资本之比］却下降到1948年的1／5。20世纪80年代的数据表明，生产力再度增长——但年增长率仅仅是2%，很不显眼。
图12．5 金融业的资本和劳动生产力：从1948年到1983年
资料来源：数据源自弗兰克(1989，第285页)。
注：实际上1948年的相对值是100。
当然，投资确实出现在技术发生急剧变迁的时期，当时许多银行经常替换过时的设备，而这些设备在几年前还十分流行。虽然弗兰克用统计回归把这些影响考虑在内，但是他仍然发现，在第四代计算机技术出现之前，生产力并没有提高，甚至在此之后增长也不明显。
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大规模自动化与近乎零增长之谜呢?弗兰克自己的观点给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他的结论是：“新技术所导致的劳动分布和劳动结构的基本变迁，在初期带来了逆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商业活动才做出调整，从而具有生产性。”［弗兰克，1989，第228页，变体重点标记为作者另加］这一宏观经济学解释基于技术与社会之关系的众所周知的“影响”模式。计算机与银行业的碰撞使后者四分五裂，这与原子裂变一样，只是现在它开始重新稳定，变成新的统一体。“逆经济”就是结果。
但是微观的考察——考察单个的银行实际上发生了什么——表明，相反的解释可能更恰当，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是如此。
“巴西环球银行”
绍莎娜·祖博夫对若干工厂和办公室从1982年到1986年的计算机化作了详细的纵向研究，并同时考察了巴西支行［一个重要的美国银行的支行］的数据库环境的发展［祖博夫，1988］。她把这一机构称为“巴西环球银行”。
在巴西环球银行里，一群有远见的年轻经理决定开发并安装信息系统，以领先于其他银行。新计算机使得他们不仅能够使已有的程序自动化，而且能够开发和出售大量崭新的金融产品。比如，他们构想了综合房地产销售策略：在这一策略中，银行将提供一个包含产权、贷款和保险的“信息”包，或者“精明”的贷款经纪——它基于有关客户现金头寸不断更新的知识。银行的计算机将把某公司的现金需求与其他公司的过剩现金联系起来，银行家将成为交易的中介。
这些经理也赞同数据库环境的“影响”观。他们相信，一旦安装了这个系统，银行家自然会以系统提供的信息为基础，进一步从事分析工作和制定政策。银行家不再花时间与职员通电话或打高尔夫球来维持私人关系，以便对他们难以捉摸的境况变得“心知肚明”，因为他们获得了硬数据。这种新工作的关键在于有效地利用数据。
一位经理说：“服务、卓越和创新眼下不过是时髦的词汇。我们一经推行这项技术，人们就会明白，自己手中实际上已经掌握了一种有价值的工具。然后，他们将不得不使用它。这样，我们就能够改变他们的思考方式和工作方式。”
另一位经理说：
我们现在正处于学习这种技术的曲线上。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将经历一场革命。这项技术将表明，现有的组织是不充分的。某些人将融入新环境，而另一些人则不会。在每一场革命中，许多人都会死去。在这场革命结束时某些人也会消亡。［祖博夫，1988，第214页］
但是，数据库环境不仅没有带来一场“革命”，反而陷入了制度停滞状态：它仅仅使某些例行的营业活动自动化，而对银行的贸易方式的影响微乎其微。
上述情况发生的原因与下述事实有关：高级经理从一开始就抵制数据库计划。为了避免高级经理的干涉，为了淡化自己的“革命”目标，数据库的开发人员决定采取这样的执行策略，即通过掩人耳目的银行后门偷偷地引入此项技术。他们没有把它首先安装在银行的营销部或其他非常显眼的部门，而是选择债务部，它是最古老、自动化程度最低、最隐蔽的银行活动领域——“隐蔽的办公室”。
债务中心藏有顾客的贷方余额和客户的历史记录。在这里，数据库仅仅使已有的活动自动化。职员接受培训以便能够获取新系统中的资料，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新系统是如何运转的。对于职员而言，系统的运算法则太难，因此无法理解。甚至是数据库环境这个术语的意义也从来没有向职员们解释清楚。在这个部门，为期8天的草草培训无法让人理解开发人员所期望的“革命”潜力。
结果是，理解数据库的人对开发人员的目标——数据库将起到核心作用，而不是开发产品——没有什么促进作用。更糟糕的是，与之相关的是银行中最枯燥的活动。这个计划在祖博夫于1984年结束研究时依然在进行，它已经远离了最初的期望目标。
本计划的经理之所以选择这个领域，是因为他们相信此技术将会重新组织银行的职能分工和权力结构。但是他们选择的执行策略为新系统确立了一个特殊的社会角色。他们使自己远离银行的高级经理，甚至对最初的使用者也有效地隐藏计划的本性。数据库开发人员以社会变迁的影响模型为基础，试图避免直接涉及组织问题——并把自己的计划引向组织黑洞。他们不知道，数据库“环境”并不是独立的，它仅仅是更大的社会技术系统——克林和斯卡基［1982］称之为“计算之网”——的一个要素。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个相反的事例，在这个事例中，系统开发人员对自己活动的社会目标了若指掌，但是没有把社会对技术的某些影响考虑在内。此案例是英国银行业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计算机化。
英国银行：计算机是变更组织的策略
在史蒂夫·史密斯［1989］看来，英国银行业在计算机化之前的传统训练模式以师徒模式为基础。职员在15或16岁开始从事这个行当，然后在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中层层升迁。最后，任何幸运的、有才能的职员都有望成为支行的经理，甚至是公司总部的总经理。在旧系统中，支行是分散的公司系统中的服务周到的银行。因为自己的学徒经历，银行经理能够［至少从理论上说是如此］在支行的任何等级部门中完成任何任务。因此，高级经理是通才，他们的技能和权威被认为来源于丰富而深刻的个人经历。
与这种职业结构相伴随的是职业伸缩性的特性。职员具有相对广泛的技能，这使得他们在银行营业日中能够在不同的活动之间来回切换——营业日在早上可能需要加速处理会计项目和票据，因为这时的顾客比较少，而在下午可能需要完成出纳工作，因为此时有许多顾客可能需要兑换支票或提款。
在这个案例中，计算机化的引入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重新建立工作的结构。史密斯引述了奥利韦蒂的常务董事的一段话：
信息技术基本上是一项协调和控制劳动力——白领工人——的技术，这项工作是泰勒方法［即泰勒的科学管理］所没有涉及的……电子数据处理(EDP)似乎是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有了它，公司管理就能够制定与工作过程——它以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因素为条件——有直接关系的政策了。从这一意义上看，电子数据处理事实上是一项组织技术，与对劳动的组织一样，它具有双重功能：一是生产力，二是控制资本的工具。［佛朗哥·德·贝内代蒂，1979，引自史密斯，1989，第383页］
英国银行家安装计算机是一个普遍计划的组成部分，此计划是从技能学徒的模式转向理性化的工业生产模式。比如，计算机有助于工作的进一步专业化并使以前靠手工来完成的大量工作实现自动化。
与这一专业化相伴随的是对职业路线的有意重构。今天，得到承认的不是一个而是数个参与层次，并出现了更多的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功能分割，由此导致了更加分化的结构，在此结构中，并不是所有的路线都开始于底层或通向最高层。更专业的工作意味着需要更丰富的专业知识，但是更少具有伸缩性。
有些银行用计算机把各项活动按中枢－卫星(hub & satellite)形态进行集中，这一形态被称为“分支网络再组织”。在新的结构中，分支卫星只提供有限的服务，而且大部分面向个体。有些卫星没有经理。办公中心不仅掌握为公司顾客和投资者提供的专业服务，而且履行数据处理服务的功能。这一集中化强化了银行工作的分割，并造就了一批专业经理。
但是，以计算机为基础对银行组织进行重构所带来的后果是多种多样的。虽然这些重复性活动［数据输入］的生产力提高了，但是职员的数量并没有下降，有时候反而增加了。新的性别劳动分工也出现了，更多的女性在低等级的岗位上工作，而男性则集中在所谓的“加速升迁的职业部门”。史密斯［1989］援引了人们经常提出的抱怨，“从事银行工作的人员发现自己不得不‘致力于’重复性的‘工厂式的劳动’：‘这不是银行业，而是工厂式的劳动’”［第385页］。
被严重分割的工作的重复本性以及集体和共同体意义上的相应分解，在某些银行中［虽然并非全部］导致了道德沦丧。这一发现已经得到了关于办公室工作的计算机化的其他研究的证实，在这些工作中，经理抱有类似的目标［阿特威尔，1987；加森，1988；祖博夫，1988］。不熟练的工人的伸缩性的下降导致了无效率，因为银行的营业日具有可变的工作结构。最后，旧式的通才经理与年轻的专业人员在银行的本性问题上出现了冲突。年轻人倾向于把部门工作看做是机械的或工业的过程，通才则觉得这样的观点是对曾经受到尊敬的行当的侮辱。在他们看来，年轻人对银行的活动缺乏直觉的理解，过于依赖分析。正如美国的案例那样，整个后果是生产力的增长越来越慢。
英国的案例表明，计算机被用来推动社会产物的建构——这里是传统技能工作的自动化和以前分散的分支系统的集中化。这些目标体现在它们所采用的计算系统的设计中，特别是数据处理［把支行还原成输入－输出设备］的集中化和工作的分割，以及把数据录入工作与其他更复杂的银行活动分离开来。在重新组织和对计算设备的投资持续进行的时候，他们影响了组织的社会空间——其中许多影响既没有被预见到，也不是设计人员所希望的。把已有的某个程序“合理化”带来了新的非理性，这部分是因为它把组织看做是一台机器，而没有考虑到工作满足和性别等社会因素，部分是因为计算机系统使得不那么具有伸缩性的工作结构僵化了［克林和亚科诺，1984；克林和斯卡基，1982］。
从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生产力之谜不仅有技术－经济上的原因，还有社会文化上的原因。巴西全球银行引入计算机的目标是希望它们能够“影响”组织，而结果是部分的失败，这是因为惯性使然——没有直接应对社会情境。在计算机作为直接应对组织环境的策略的组成部分而被引入的时候，他们没有预见到计算机对组织文化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导致了无效率和社会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