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珍珠港到人造地球卫星：20世纪40到50年代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444页（1922字）

二战期间的军事研究经验，尤其是有关作战研究、电子学、雷达和原子能的大规模的、设计精密的多学科项目的设立，是科技政策历史的转折点［萨洛蒙，1973］。在整个产业界，军事或官僚文化的代表与科学或学术文化的代表的交汇导致了某种混合现象的出现［魏因加特，1982］。一种新型专家出现了，他们在政府与学院的价值观和规范系统之间架起了桥梁，并创造出一套新词汇和一种新型的社会角色，即科技政治家。C．P．斯诺［斯诺，1954］在战后初期出版的作品中把他们称为“新人”。这些人具有基金会管理和学术管理的经验，招募员工参与大型科学工程，代表科学家游说军事和政府官员并与他们进行协商，组织并管理实验室和工程设备，并且在战后成为学术文化的政治抱负和专业抱负的代言人［格林伯格，1967］。有些人变成了专业的批评家，他们成立组织以抗议军事竞赛，而且与公民文化中的积极分子建立联系，这些联系在60年代变得越来越重要［布卢姆，1974］。有些人则成了新决策团体［建立这些团体的目的是为了资助和协调科学技术］的成员，各种民间研发项目委员会和调查团的成员，以及迅速膨胀的军事研究机构的成员。同时，与军事部门的联系强有力地促进了科学议程的形成，尤其是在物理学中［物理学是当时的带头学科］［福曼，1987；霍赫，1988；门德尔松，1990］。

紧接着战后一段时期的标志是，所有工业国家都认可国家应该积极干预科学技术研究。大多数国家都为主要的部门研究领域以及基础研究和工程学建立了科学委员会：国防、卫生、农业和［原子］能源。虽然科学委员会并非是全新的，比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成立于1930年，军事研究机构的建立还要更早，但是这些委员会的预算在战后大幅度增加，所以它们对国家资源以及国家优先权的设置更具影响力。在许多国家，军事研究、原子能和农业的国家实验室和研究机构也是很重要的。在社会科学中，基金会在这个时期对政策议程的设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地区研究、社会学和调查研究等领域，基金会的支持对于在大学系统中建立新部门和子学科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学术文化与官僚和经济文化的政策力量建立了更加积极的联盟。在许多国家，学术文化还试图对新的资助机构和协调机构保持决定性的控制权。战争研究的成就——尤其是原子弹——导致了“精英主义的胜利”，并且使国家和企业的官员放心地让科学家自己来决定自己的优先权［克夫莱斯，1978；罗斯和罗斯，1969］。

这个结果对于更具社会意识的民粹主义的科学观来说是一种暂时性的挫折。美国的罗伯特·默顿在1942年阐发的科学的制度规范与科学自由协会的信条是一致的，迈克尔·波兰尼在1941年创立的这个协会是为了对贝尔纳的社会主义计划教条做出回应。科学的制度规范与科学自由协会都试图［重新］定义独立于左派和右派的极权主义运动的自由开放的“科学共同体”的条件。1945年，万尼瓦尔·布什［他是战争期间主要的科学决策者之一］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支持科学家在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关系中获得最大限度的自主权［布什，1945］。报告鼓励公众要更好地利用科学，更多地了解科学而不是控制科学。

事实上，紧接着战后的一段时期的特征是科学的霸权，新的科技政策图景为学术文化所控制，此种文化试图保护学术自主和科学自由［吉尔平和赖特，1964］。然而，到40年代末，随着苏联原子弹的爆炸和中国共产党的胜利，铁幕倒塌了；尤其是在美国，反共产主义的十字军东征严重损害了学术文化来之不易的自由。如果用忠诚宣誓和意识形态顺从来衡量的话，那么国家资助的代价就变得十分高昂。但是，在5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在科学与政府的新型关系中的主要权威依然是科学家。即使是审查和政治控制也基本上是学术文化的内部事务［施雷克，1986］。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1950年到1957年间，当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时，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仍然是一个相当小的组织。对研发的主要资助是通过以任务为导向的机构来进行的，比如海军研究局、原子能委员会和国家卫生研究所。虽然与军事、卫生和能源项目相比，基础研究占研发预算的相对份额仍然很小［格林伯格，1967］。但是，在这些项目中，侧重点是科学而不是技术；参与科学政策讨论的主要行动者认为，科学能够“推动”或引导技术前进。政策制定者和学院研究人员很少注意到科学与技术的互动或者后来所说的产业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