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界革命”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河北人民出版社《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第28页（1041字）

近代维新派启蒙宣传家梁启超提出的、借文学改革以改革社会的口号之一，历史上曾产生过积极作用，推动了新小说创作的发展，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地位，为〈五四〉新文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梁启超在他的启蒙宣传活动中，一直比较重视小说的作用。公元1896年8月，维新派的主要宣传阵地《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氏任主笔。当时他就提出运用“俚语”(即白话)写作的必要性，并提出利用“说部书”(包括小说、弹词、戏曲等等)的通俗形式进行启蒙宣传的主张。《时务报》辟有“域外报译”、“西文报译”专栏，刊登各种译作。在第一册发表翻译小说《英国包探话喀迭医生奇案》，开始连载《华盛顿传》。这些可以看做梁氏与小说发生关系之开始。公元1898年8月，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10月，于横滨创办《清议报》，该报第一册发表梁氏关于小说的第一篇文章《译印政治小说序》，提出译印“关切于中国时局”的外国政治小说计划，论述了小说易教人、易入人的特点，表示必须“因人之情而利导之”，借用小说之力以促进中国社会进步。公元1902年春，梁氏又创办《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一文，认为中国积弱之原因，在于“民质不良”，因此，欲救国，必新民。同年秋，又创办《新小说》杂志，并于创刊号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认为“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原”，“惟小说之故”。因此，提出欲救国，必新民；欲新民，必先新小说的主张。文末云：“呜呼!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大圣鸿哲数万言谆诲之而不足者，华士(徒尚藻饰之士，此处指小说家——编者)、坊贾一二书败坏之而有余。斯事既愈为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则愈不得不专归于华士、坊贾之手。而其性质、其位置，又如空气然，如菽粟然，为一社会中不可得避、不可得屏之物，于是华士、坊贾遂至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矣。呜呼!使长此而终古也，则吾国前途尚可问耶，尚可问耶?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氏在这里，正式打出“小说界革命”的旗号，提出了借革新小说内容，以达改良民质、挽救社会根本目的之文学——社会改革主张。此一主张，立即获得广泛响应，不数年间，或着或译的新小说形成一股强大的文学潮流，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冲破了传统小说的藩篱，使近代小说成为一种崭新形态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重要地位。梁氏提出的“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具有反封建主义的积极意义，虽然它无限夸大了小说的正负社会作用，理论上是片面的、浮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