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印政治小说·序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河北人民出版社《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第58页（1742字）

梁启超撰。初载出版于日本横滨的《清议报》旬刊第一册，清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即公元1898年12月23日刊。戊戌变法失败后，梁氏逃亡日本，初创《清议报》，继编《新民丛报》，公元1902年底更主编我国近代第一种专门小说刊物《新小说》，发表了《新民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主张“新民”，即对中国民众进行启蒙教育的文章，并亲自翻译了《十五小豪杰》、《世界末日记》等外国小说，创作了题《新中国未来记》的政治小说，表现了他提倡“小说界革命”的实绩。《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即是他阐明翻译外国政治小说意图、较早提出文学翻译工作指导方针的理论着述。此文初载《清议报》时，篇末申明如下主张与计划：“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附于报末，爱国之士，或庶览焉。”此文后改为日本柴四郎着政治小说《佳人奇遇》汉译本的叙言，篇末数语改作“今特采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译之”云云。此文，首次从日本引进所谓“政治小说”的概念，文中云：“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所谓“政治小说”，在日本流行于明治初年。公元1868年，日本改元为明治，从此跨入一个新时代。政治小说在日本流行的起因，据说是当时日本一位职业政治家在国外旅行时，得遇法国大文豪雨果，询及“在给国民以政治思想和知识方面，怎么做才好?”雨果回答说：“利用政治小说是最好的捷径。”于是，或译或作的所谓“政治小说”便在日本流行起来。但是，到了明治十八年(公元1885)，文学理论家坪内逍遥写了《小说神髓》一书，他不满意于所谓“政治小说”，根据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主张，提出一条新的创作原则，要求小说首先应该如实描写现实，“小说的主脑在于人情，其次是世态风俗”，而不应该仅仅把小说当做宣传政治议论的工具。自此以后，“政治小说”逐渐在日本文坛销声匿迹，而发生了一个新文学运动。梁启超氏于1898年流亡日本时，正是此一新文学运动展开之日。梁氏没有向国内介绍坪内的创作主张，而是接受了前此的政治小说理论，这完全是从中国当时的实际需要，和梁氏的“新民”主张出发的。梁氏于文中提出翻译外国小说，必须选择其内容“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亦即主张文学翻译工作要为现实政治事业服务，这是梁氏此文的一大特色，对此后的文学翻译工作曾产生很大影响。梁氏于此文中，祖述他的老师康有为的小说观点云：“善夫南海先生之言也!曰：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梁氏亦认为，凡人之情，莫不惮庄严而喜谐谑，虽圣人无可如何者；喜为教者，则因人之情而利导之，小说移人至深，殊未可轻薄之。至于中国自古以来的小说，梁氏认为，其虽列之于九流，然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陈陈相因，涂涂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康、梁一方面指出小说具有易入人移人之功效，他一方面又从内容上全盘否定中国古代小说，对它的指责与古代正统文人对它的诬蔑如出一辙，他们重视小说、提倡小说只能是出于对于它的通俗性、娱乐性、普及性的形式的肯定，表明他们只是企图借用它的形式，以为宣传自己政治议论的工具。梁氏提倡小说，尤其是所谓“新小说”、“政治小说”的初衷，于此亦昭然若揭。梁氏于此序中还认为“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为了对众多的愚人进行教育，只好拣起小说这个素为大方之家不屑一道的文体，从这里可以窥见维新派世界观中唯心史论的影子。但无论如何，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初步阐明了小说的价值，提倡翻译“有关切于中国时局”的外国政治小说，以推动爱国事业之进展，其理论意义、政治意义，均是不应抹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