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供给理论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中国金融出版社《中华金融辞库》第1616页（1837字）

货币供给量的形成机制、运行机制和调控机制的理论。它所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货币的涵盖范围、货币的供给方式、影响货币供给量的因素以及货币管理当局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等。西方学者对货币供给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以18世纪的J·劳为先驱，以及后来以H．D·麦克鲁德和A·韩为主要代表的信用创造说。其基本观点为信用创造货币，这是货币供给理论的思想渊源之所在。1810～1840年间，英国经济学界爆发了着名的“金块论争”与“通货论争”，许多经济学家在论争中发表了各自在货币供应方面的见解，从而为货币供给理论的最终形成创造了条件。货币供给理论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则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其标志是C．A·菲利普斯《银行信用》一书的问世。在该书中，菲利普斯第一次使用了“原始存款”和“派生存款”的概念，从而为现代货币供给理论提供了理论雏形。

货币供给理论在C．A·菲利普斯之后经历了一段沉寂的时期。1952年，J．E·米德发表了《货币数量与银行体系》一文。他首次采用货币供应方程对货币供给量与银行体系作出系统性研究，这标志着完整的现代货币供给理论的形成。此后，货币供给理论有了迅速的发展。在货币定义方面由狭义货币说转向广义货币说。狭义货币说在50年代以前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他们认为，充当交易媒介和支付工具是货币的基本职能和特征，因此货币在数量统计上限于流通中的通货与银行活期存款，即M₁=C+D。50年代之后，传统的狭义货币说受到抨击，各种广义货币定义开始出现。其中包括由M·弗里德曼倡导，A．J·施瓦兹和梅什曼等人赞同的较广义货币定义：M₂=M₁+T(T为商业银行的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J．G·格林和E．S·肖主张更广义的货币定义：M₃=M₂+D_n(D_n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各项负债)；雷德克利夫委员会提出的最广义的货币定义：M₄=M₃+L(金融机构以外的短期性流动资产)等等。在货币供给机制的研究方面，50年代以后，转入了以货币供应方程式为理论模型的研究。经济学家们试图借助于数理方法来验证货币供给函数，并对影响货币供给量的诸因素进行系统性的分析，进而探索通过货币政策调控货币供给量的可能性、途径及效果。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人物是货币学派的经济学家，包括M·弗里德曼、A．J·施瓦兹、P·卡甘等。他们提出的各种货币供给模型在形式和方法上有所不同，但实质上都强调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量的决定性影响。他们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决定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变动，而决定货币乘数的各行为变数在短期内变化不大，其变化情况也可准确测度，因而货币乘数基本上可视为一稳定可测的常量。基础货币则是一个受控于中央银行的量。由此可推论出货币供给量M是一个可由中央银行绝对控制的外生变量，因而将其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指标是理所当然的。

针对上述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出现了一种新的货币供应理论。该理论的观点最初散见于雷德克利夫委员会的报告，其后由J．G·格利和E．S·肖在《货币金融理论》一书中正式倡导，最后由托宾等人加以发展完善，成为一种系统的货币供给理论。该理论主张以广义的货币定义(M₃或M₄)作为理解货币与总体经济关系的基础，并采用一般均衡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货币供给量与利率等经济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货币供给新论的理论模式可简单表达为：

M=[B．rf(i)，kf(y，i，o)]

该模式说明，货币供给量是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社会大众的行为共同决定。在公式当中，银行对准备金的需求行为函数rf是由利率(i)决定的，公众的货币需求行为函数kf则由收入(y)、利率以及其他因素(o)决定，而利率、收入以及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又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因此，上述行为变数的推定值来自于整体经济的一般均衡解。又因为各行为变数是由多变的经济状况和经济过程所内生决定的，行为变数本身的变动情况是复杂且无章可循的，这即意味着由行为变数所决定的货币乘数是不稳定的，进而推知货币供给量是一个不受中央银行控制的内生变量。因此，将其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指标是不恰当的。中央银行只有根据经济生活动荡不定的特点，采取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才能及时抵消经济的波动对信用状况的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