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过热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经济科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第611页（2544字）
国民经济活动水平异常高涨的一种状态，通常表现为生产活动规模、消费需求规模过大，超出资源供给能力所能支撑的程度。
经济运行的“热”是相对于“冷”而言的，经济的“热”、“冷”是对经济活跃程度高低的形象比喻。一般情况下，经济活跃、呈现出增长高潮的“热”要比经济冷清、陷入低迷困境的“冷”的状况好。但经济过“热”，超出了经济正常活跃程度，出现供求不平衡、经济关系紊乱等问题，导致经济不稳定，难以持续增长，是一种不正常、低效率的运行状态。
改革以前的中国经济曾经出现过严重的经济过热。由于执行不切实际的赶超战略，1958年经济增长率达到22%的异常高峰，重工业过重，单部门突进，资源供给难以支撑，导致经济大起大落，造成重大损失。改革以后，中国经济出现过几次明显的经济过热。
1978年“洋跃进”计划导致经济过热。和以前历次经济过热一样，主要是中央计划当局的增长冲动，偏重重工业增长，造成经济结构失衡。
1984、1985年发生投资膨胀，同时出现消费膨胀，主要是分权改革引起投资体制的变化，地方政府与企业的投资自主权扩大，而体制中存在着预算软约束缺陷，因而导致发生投资消费双膨胀，不像传统体制下一般仅是投资膨胀，在投资膨胀的同时，工资奖金大幅度增长，1985年第四季度国有企业工资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46%。1988年又一次发生投资消费双膨胀，出现通货膨胀以及局部地区的抢购风潮，主要是由于改革中形成双重体制，各种“官倒”活动趁价格双轨制发展起来，“价格改革闯关”提高了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导致消费需求猛增，以致发生了抢购。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各种短期行为，导致投资大量涌向投资周期短、见效快的加工工业，能源、交通等方面投资相对减少，结构瓶颈制约，使经济进入过热状态的速度加快。
1992年中国经济出现新一轮高增长，主要是沿海地区成为投资热点，连续两年沿海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高达20%以上，1992年、1993年连续两年国民经济增长率超过13%。
1992年2月份以后，工业增长速度猛增，全年工业平均增长速度为21．7%。固定资产出现超常高速增长。1993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了61%，其中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70．7%。
从1992年起，“房地产热”、“开发区热”与“股票热”开始升温，到1993年6月达到高峰，沿海局部地区出现泡沫经济。
全国注册房地产公司急骤增加至3万余家，各级开发区达8700个，上海股市1993年的换手率为250%，比发达国家股市换手率50%左右和香港高投机性股市换手率135%的水平高得多。由于不规范的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和种种所谓集资活动导引，1993年全国普遍出现了乱拆借、乱集资、挤占重点建设和农产品商品资金等现象，金融秩序出现了混乱，致使货币投放水平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物价水平迅速上涨，出现快速发展的通货膨胀。1993年上半年当高增长进行到约一年半时，零售物价指数突破两位数，1994年零售物价指数上涨至21．7%。1993年上半年货币供应量增长加快，流动性高的M0、M1分别增长54%和34%。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加69%，最高月增幅高达138．2%，同年6月份，工业生产增长速度高达30．2%。这一次的经济过热，除了国有经济以预算软约束的传统方式进行投资扩张以外，新出现的最重要的推动因素，是随金融体制改革而出现的金融扩张。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创造出来，新增直接融资占当年新增融资总量的比重，由1991年的12%上升为1992年的31．5%，国家专业银行利用同业拆借方式，绕过贷款计划控制扩大贷款，拆借资金成为货币市场上的主要资金来源。1993年股票、房地产、期货、外汇市场上的投机资本总量大约3000亿元，相当于银行体系贷款资金总量的10%。
货币供应量过多和投机资本的出现，使经济趋热速度大大加快。为了不使过高的增长速度、过热的“三热”进一步发展以致失控，对经济长期稳定发展造成损害，1993年7月中央政府开始实施宏观经济调控。
经济过热的基本特征是总需求膨胀。长期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的需求总量一直偏大。
这与公有制经济体制的运行特征有关。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投资饥渴症和软预算约束，使得社会总需求膨胀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改革后的新体制强化了地区、部门、企业的经济利益而未形成自我抑制的机制，成为导致需求膨胀的新因素。由于经济体制的变化及宏观政策的实施调整，各个时期经济过热表现特征和发生原因有所不同。
传统集中计划体制下，经济过热主要表现为重工业过重、投资规模过大，主要是由于中央集中计划的高积累、高增长愿望造成投资规模安排过大。
改革以后，经济过热表现状态随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的推进而不断变化，由单纯的投资扩张变为投资消费双膨胀，由过去商品供求缺口变为通货膨胀，由生产性投资膨胀扩展到金融投机引起的金融资产膨胀。由于投资主体多元化，地方、企业具有了投资权，各地区、各部门、企业都以扩大投资来争取利益，但预算软约束、投资责任不明等体制缺陷始终未能很好解决，投资主体缺乏自我约束力，一遇机会投资冲动就如脱缰野马，很快发展到失控状态。改革以来，中国经济频繁出现经济过热，与中国经济体制正处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过程中有关，这一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体制、提高宏观政策水平来解决。
参考文献：
科尔奈，1986，《短缺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樊纲、张曙光等，1990，《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出版社。
刘国光主编，1990，《体制变革中的稳定增长》，中国计划出版社。
樊纲主编，1997，《体制改革与宏观稳定》，浙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