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
他神经质地脱口喊了一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几乎因此要说出全部真情。当他意识到人们的目光正集中在他身上时，便说道：
“对不起!看来我得流行性感冒了。”
他又不合时宜地大声笑了一下，忍不住问另一个人：
“刚才那个青年是穿着咖啡色点的白皮鞋吗?”
“是的，这使我很吃惊，这可是个问题。”
他请假去盥洗室，却一下子踏上去大门口的路。他盲目地绕部机关转了一圈，没有找到那个青年的一点踪迹。他心烦意乱地自言自语道：
“我们的事情就是这样，从远处听到的事情不受重视。”
这一案件在《事件报》上占据了相当的版面。他全神贯注地读了报道。报道从看门人发现承包商哈赛奈尼·乔丹家的套房门反常地开着开始，到他妻子、女职员的尸体已经法医检查为止。报道说已与刑事部门进行了联系；情况表明这个女人是在丈夫去亚历山大做商业旅行时被扼死的，未发现失盗；在现场找到了科纳克白兰地酒瓶和一盒巧克力糖；侦察活动自然要向揭示犯罪秘密与抓住凶手的方向进行。办公室里同事们缄默不语，但室内到处是犯罪的情况介绍及各种解释，还有忧愁和哀悼，以及对犯罪动机，对丈夫不在家时科纳克白兰地和巧克力存在的含义的探求。有人说道：
“一切都好理解，可就是他为什么要杀死她?”
是啊，他为什么要杀死她?事情已经落到即将暴露的地步了，他却还没有省悟到这个含义。事实并非如他们想象的那样，他们象醉鬼一样在歧途上跑下去，犯下了别的罪行。穿白鞋的人自己送上门来，他们却在打听酒和巧克力的主人。只有他一个人目睹到真情实况，能揭露隐秘。他也许会在送葬行列里遇到那个青年，按照逻辑应当是这样。于是，他满怀悲哀同时又信心十足地去了。他以税利的目光审视着死者的家属，看见了几乎要病倒的丈夫和其他人，但是却没有发现那个阴险的家伙——他所寻觅的对象——的一点蛛丝马迹。他跟着灵柩走着，揪着心偷看着它，在忧愁的波涛袭击之下，一时竟忘掉了恐惧；还想起了在苦难中逝去的短暂而深沉的爱情故事，现在它只留下了悲哀和恐怖。
穿白皮鞋的人是谁?出事那天晚上，看门人看见那人了吗?认识那人吗?看门人倒是看见自己了，还问他干什么。他告诉说去三楼找牙科医生。他是去了牙科医生的诊室，做了洁牙处置。这明智的安排，是他与死者生前商量好的。从这方面来看，无庸害怕。
读完报纸后，一个同事说：
“事情正逐渐明朗，丈夫病得很厉害，他与被休的前妻生有一男一女，现在都是大学生，他与先前那个家庭的关系是很糟的。”
第二个同事说：
“那么原来那家人想在他新妻子控制财权之前让她完蛋了……”
第三个人问道：
“承包商的儿子同酒和巧克力有什么关系呢?”
第一个同事说：
“侦探是不会放过这一切的。”
第四个人说：
“通过酒瓶和糖盒，·他们能找到他。”
阿姆鲁掩饰自己的愤慨说：
“有成千上万个酒瓶和糖盒!”
“可是，糖盒能证明商店，商店又能证明买主，他们也许从瓶子的包装上就可以知道是哪个货栈或者百货公司出售的。”
“然后，把那个青年或者嫌疑犯送到货栈和百货公司……”
如果一切疑点都集中在酒瓶子和糖果盒上的话，那么证据是很充分的。他就此考虑了很久，陷入一种深深的悲哀之中。第一个同事又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