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529页（2059字）

“文化大革命”前发表和出版的主要论着有：王荣堂的《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和《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产生的》(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陈光崇的《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一个问题》(《光明日报》1961年3月1日)和《关于范晔后汉书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1962年12月23日)、孙文良的《明代的辽东和明末的辽事问题》(《历史教学》1962年第10期)郑川水的《辛亥革命时期东北地区满族的革命活动》(《民族团结》1961年12月)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省的史学工作者在继续从事中外历史研究的同时，结合辽宁和东北地区的特点，开展了对辽、金、清(特别清入关前)史、甲午中日战争、奉系军阀史、“九·一八”事变史、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中共满洲省委史、地方志等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

在中国古代史和近现代史研究方面，我省史学工作者编写了一批教材和论着。陈光崇着的《中国史学史论丛》(1985年)，是作者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成果汇集，对整个中国史学史发展中史书编纂的体制、方法和制度、史学思想的发展、史学的成就与史学观点等诸问题都进行了论述，并对一些多年疑案，如范晔之死，范晔《后汉书》是否剽袭之作等问题进行了考证，在史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对编纂史书有重要参考价值。周传儒撰写的《史学大师王国维》(《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史学大师梁启超与王国维》(《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论〈兰亭序〉的真实性与中国书法发展方向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界变迁发展史》(《史学月刊》1981年)等论文，资料丰富，观点新颖，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在世界史和外国史的研究方面，除出版了王荣堂主编的《新编世界近代史》(上、下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1981年)等一批教材外，也发表了一批具有学术价值的论着。

我省的史学工作者利用我省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丰富的原始资料，对东北的考古和地方史、辽金清史和奉系军阀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批成果。李文信毕生从事东北的考古和地方史研究，着述甚丰。李仲元整理的《辽海丛书·李氏批注》(辽沈书社，1985年)，是李文信多年研究东北史的卓见，该书旁征博引，见解新颖，对《辽海丛书》中《扈从东巡目录》等篇之谬误进行了批注，为研究东北历史、地理的重要学术资料。在辽金、契丹及女真史研究方面，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在全国及地方报刊共发表论文130多篇，并完成了陈述、朱子方主编的《辽会要》一书，出版了孙进己等人合写的《室韦史》(北方文物杂志社，1985年)和《女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年)。朱子方的《从出土墓志看辽代社会》(《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2期)，严承琳的《论辽初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特点和性质》(《辽宁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和杨森、杨若薇合写的《论契丹族的婚姻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等，对史料的发掘、辽代社会的剖析和东北少数民族史的研究方面都有新的进展。杨仁恺着的《叶茂台辽墓出土古画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就两幅古画出土的意义、画的主题、艺术风格及创作年代等作了深入的研究，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影响。在清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较大成绩，出版了任鸿章、鄂世镛等合编的《清史简编》(1980年)，孙文良等编的《满族简史》(中华书局，1979年)，孙文良主编的《清太宗全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和周远廉、谢肇华合着的《清代封建租佃制研究》(1986年)等专着，完成并发表了近百篇论文。张玉兴的《范文程归清考辨》(《清史论丛》1985年第6期)，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对范文程归清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考辨精审，否定成说，见解新颖，对清史研究是个贡献。杨余练、关克笑合写的《清廷对吉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历史研究》1982年6期)，利用了从未使用过的档案资料，对清代有关吉林边疆少数民族的制度及统治情况作了系统阐述与概括，有力地证明了清朝对祖国东北边疆行使了完全的主权。魏鉴勋、袁闾琨合写的《清初三大思想家爱国主义辨识》(《光明日报》1984年11月28日)，以大量史料证明，抗清复明不是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爱国主义的依据，提倡经世致用才是他们爱国主义的表现。在满文老档的整理方面，关嘉录等人收集整理的《黑图档》(中华书局，《清史资料》第5集，1984年)满文译稿和《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辽沈书社，1984年)填补了国内外该领域史料的空白，是研究清代东北边疆史、清代民族关系史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在奉系军阀史的研究方面，发表了一批重要论着，搜集整理了大量资料、为编写奉系军阀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