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构事实?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117页（9288字）
5．1 知识论上的差别
实验室研究的最初动力是想展示科学事实是如何被建构的。它们认为，科学知识的制造向社会科学的分析开放，并着手在工作台、笔记本、科学机构的谈话和科学论文的撰写中观察知识的构成。所有的实验室研究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在这些地方并没有出现任何具有知识论意义的特殊内容。用罗蒂［1985］的话说，我们在知识的追求与权力的追求之间“不存在任何有意义的知识论差别”。这里的重点是知识论；实验室研究并没有说，在分子生物学的工作台与法庭审讯席之间，或者在探测器的制造与股票交易所的交易之间不存在任何有意义的社会学差别。一经意识到不存在任何有意义的知识论差别，就能够消除研究者首次踏进实验室时持有的种种疑虑；我们的确能对知识的制造作经验的分析，而且这种可能性的程度比人们以往预期的还要大。
5．2 作为磋商和互动技能的建构
第二个主要后果是什么呢?也许是，在科学知识的制造中，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可磋商的：何为神经胶质细胞，何为人造物［林奇，1982，1985a，第4、8章］；谁是称职的科学家，何为恰当的方法［拉图尔和沃尔伽，1979，第161以下］；一次测量就足够了，还是需要好几次重复测量［诺尔—塞蒂纳，1981，第2．2章］；某人在放射自显胶片上看到了什么，没看到什么［阿曼和诺尔—塞蒂纳，1989］；何为物理学最适宜的环境［特拉韦克，1988，第5章］；怎样才算是有效的实验重复［H．科林斯，1985，第2～3章］。正如科林斯在书中表明的那样，不仅是实验室研究，而且对科学活动更一般的经验研究，都证明了知识生产中的要素、结果和程序的可磋商性。根据这些研究，在形成共识的过程中磋商的可能性因为下述观察而变得更可信了：从经验方面看，科学成果由于其意义往往并不明确，在证据面前具有经验上的“不确定性”；(1)事实上，实验结果往往是不透明的、晦涩的和含混不清的，一般来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与实验。它们也因为下述发现而变得更可信了，即在研究科学争论和科学家的话语时，人们发现科学成果和科学陈述经常引起争论，而且人们提出的解释不止一种［H．科林斯，1981a；吉尔伯特和马尔凯，1984］。不确定性不仅影响着科学成果及其解释，而且影响着研究过程本身——这一点在符号互动论学者最近对科学活动的研究及其他迹象中有所体现［例如，克拉克，1987、1990a；藤村，1987、1988、1992b；格尔森，1983；施塔尔，1983、1985、1986、1989a；施塔尔和格里泽默，1989］。例如，藤村［1987、1988，第263页］分析了在带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研究过程中，“可做”的问题是如何建构出来的——科学家对这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处理是通过“接洽”实现的，例如在研究任务与提供资金的机构等部门之间进行磋商。因此，不确定性和“解释的可塑性”(interpretative flexibilities)开启了磋商的可能性，某人或某物的抵抗也确立并强化了过程的开放性。建构论对这些不同的情形没作进一步区分。对它们而言，表明下列情况就足够了：事实的建构包括磋商这一经常出现的要素，“把问题推给自然”这种简单化的做法被终止了，因为自然并不说话，或者说自然所说的话还不够清晰明了，不足以防止争辩的出现。
参与磋商的有哪些群体?当然包括科学家群体，但也包括提供资金的机构、仪器和材料供应商(2)、顾客、投资者、议会和科学行政部门(3)，等等。实验室研究一开始就已经表明，外部的行动者在这些磋商中扮演着某种角色——因此有了这样的观念，即科学结果的“决策的渗透性”使研究的知识与科学领域通过“转移”被固定下来［诺尔—塞蒂纳，1981，第4章，1982、1988a］。后来的研究［藤村，1987、1988、1992b］，尤其是对科学与技术的研究也有力地论证了，技术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群体都参与了科学与技术发展的界定，因此其设计技术的方式就体现了这种可塑性［例如，亨德森，1991a；休斯，1989b］。卡龙［1986b］和拉图尔［例如，1990］在总体论证社会和自然的交互生产时指出，我们在分析中务必要把非人的行动者纳入到磋商的群体中来。非人的行动者不仅包括［例如］微生物、海扇贝和科学所研究的酸雨，而且还包括门和自动门闭合器。非人的行动者包含了事物的行动能力［“行动”的资质(4)］，其特征是对人类行为施以限制［门只允许我们从特定的方位穿过］，然而，这种行动能力本身又是我们把某种职能和权力赋予它们的结果。(5)科林斯和耶利［1992a］对把行动能力拓展到事物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甚至对非人的存在物有资格参与磋商过程这样一种想法也提出了批评。例如，人们可以提出这样的质疑：要是简单地把与非人行动者之间的任何互动都称之为磋商的话，那么我们对知识之形成的理解到底在何种意义上得到了提高呢?但是在此，我的重点与众不同：上述拓展表明，磋商的建构思想已经渗透到科学与技术分析的每一个角落——甚至以事物为取向的人类行动这样一种工具性行动也不例外，这种行动得到重新界定，其含义是指与它所指向的存在物之间的磋商。
如果磋商指称社会世界中的行动者，其含义是什么呢?很不幸，迄今为止的大多数建构论研究都没有分析日常互动转向“磋商”的模式和过程。我们知道，“什么算得上是着名的发现，何为解剖学上的存在物，何为事物的属性，何为测量程序，何为充分的数据和有组织的行动计划”，这些问题都可以以互动的方式得到判定和修改［林奇，1985a，第264页］，但是关于这些修改的规则和机制，我们所知甚少。林奇在这一方向上最先做出尝试［1985a，第7章］，他说明了面对别人的不同意见时，科学家是如何改变对科学对象和技术对象的描述和阐释的。林奇在科学家改变描述的过程中所发现的“共识的偏好”，与常人方法论学者关于对话的研究成果［例如，波梅兰茨，1975］十分吻合，只不过它们的意义很特别；对话可以影响科学知识的生产，它们不仅仅是作为消极交往工具来显示自然对象的内在特征，而且也是这些特征的生产者。这也体现在阿曼和诺尔—塞蒂纳的一系列己发表的文章当中［1988a，1989；阿曼和诺尔—塞蒂纳，1990］，这些文章讨论的是科学家在“通过说话而思考”以及通过职业话语对技术形象进行分析时，所使用的特定的对话程序。因此，对话程序是互动机制中的一部分，这些机制所生产的成果既不同于个别参与者的成就，也不能被还原为对象的“客观”特征。在其他的情形中，例如在特拉韦克对高能物理学的研究中，磋商指的是参与者试图获得某种工具和途径，以便研究光束时间、研究有关究竟接受并实施哪个实验的话题，以及如何为此设计出最佳的决策方案［特拉韦克，1988，第5章］。
磋商概念的最显着的意义是把知识生产中的互动性因素推向了前台：它们表明了研究的过程和结果是如何对社会互动的过程和结果做出敏锐的反应的。从这种意义上说，“磋商”比其他概念更能突出知识生产过程的“社会”品格。当然，其他略具不同意义的概念也可以用来阐明建构的思想。其中的一个概念是技能——科学活动的常人方法论研究就偏好这一概念［例如，加芬克尔、林奇和利文斯通，1981；利文斯通，1986；林奇，1985a］，它包括技术对象和工具的专业活动的思想。人们也可以用它来表达实践者在处理反常和冲突［例如构建成功的理论］时所采用的策略［施塔尔，1989a］。另一个是有关科学成果的“决定的转译”和“决定的渗透性”的概念。它不仅涵盖了磋商结果，而且包含了个体或组织潜在的选择过程［诺尔—塞蒂纳，1981、1982、1988］。科学家是如何做出特定的技术决定的呢?是通过把一种选择转译成其他选择来实现的。转译的要点是，它们经常暗含着某些非知识性(6)的主张，并表明科学家是如何在“科学的”与“非科学的”考虑之间不断地交替往返的。
5．3 文字的建构和作为表象技巧的建构
建构通常是一个修辞的过程；它经常涉及劝导的表象技术，人们已经从科学论证和科学论文入手研究过这些技术。古斯菲尔德［1976］和马林斯［1977］最先就科学的文字修辞学问题作过讨论。目前，关于科学家的书写话语的分析大多继承了这一传统——本书的其他章节将对此作详细的讨论，把“风格”(style)的概念拓展为表达方式的做法也沿袭了这一传统［参见，达斯顿和奥特，1991］。在实验室研究中，拉图尔和沃尔伽［1979，第6章］把事实稳定化的整个过程描述成论战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样态”［对事实——具有类似于事实的特征——的陈述］不断地被添加、抛弃、颠倒或变更，但是整个过程是一个削减样态的过程。他们还指出了“铭文装置”、“仪器或者为把物质材料转换成数据或图表而特制的仪器”的意义［拉图尔和沃尔伽，1979，第51页］。只要认同E．爱森斯坦［1979］关于印刷材料的主张，那么你就能够觉察到这些铭文的好处；铭文，尤其是印刷的铭文比实验室活动的物质对象更容易流通、比较和整合。用拉图尔的话说，铭文是“可整合的永恒的流动之物”(7)，正如亨德森［1992］在谈论视觉表象时所主张的那样，它们也能充当参与者之间的黏合剂。
有的实验室研究则提出了诸多对象化的文字技术，撇开了实验室工作中的互动作用以及其他性质。这些技术包括：使用被动语态来代替实验室中的“我”或“我们”，消除为技术选择提供支持的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至少也是大部分的实验室推理，那种颠倒了实验室事件的顺序，而不是根据实验工作中不同阶段之间的循环次序来进行的严格排序，对隐含在实验室工作中的特定因素和“能知”(know-how)的知识加以简单化与高度的典型化，把实验室工作分解为策略因素、动机的动力学，并把它们重新植入到这种工作赖以进行的、“宏大的”科学与实践问题的情境之中来［诺尔—塞蒂纳，1981，第5、6章］。
表象技术的问题也是按意象的设计和处理的方式来讨论的［阿曼和诺尔—塞蒂纳，1988a；亨德森，1991a；希肖尔，1991；诺尔—塞蒂纳和阿曼，1991］，林奇［1988］对生命科学中的视觉化的研究以及林奇和埃杰顿［1988］对当代天文学的表象技术的研究就体现了这一点。这一研究发现，运用相似性的技术使自然得到完善，这种“古老的美学”正是常规的意象处理活动的一部分。林奇［1991］用体现在“论题的境遇”(topical contextures)——“局限于技术复合体的［某种］情境的空间性”——中的意象处理，发现了诸如“视觉主义”和“数字主义”的技术。这个概念把我们带回到了作为一种空间的实验室观念，在这一空间中，知识的可能性的确立有赖于这样的预设，例如，通过视觉主义使自然得以完善的技术也来自于某种地方性的安排和情境性的空间。
文字和修辞的建构是通过文本的意义与结构的转换——类似于意义在口头对话中的转换来实现的。铭文装置在这一点上做出了补充，它把我们从自然科学的实验室带入生产文本的场所中。经过意象的蒙太奇，“图像”的建构提供了更有效的劝导手段，并告诉我们，文体上的思考是如何通往“现实的”意象的。然而，迄今为止，各种不同的分析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它们尚未考虑这样的问题，科学的文本和技术的意象是如何在观众那里被解码的。因此它们未能明示，给定的文字建构或图像的建构事实上是如何影响技术决定的。因为每一位作为观众的专家都知道语句、数字和图像是如何受制于表象技术的，所以这些东西很容易被解构，正如实验室中关于科学论文的讨论所表明的那样。但是，由于对科学活动的研究不时地涉及这样的问题，这表明我们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以说明实践者本人通常是如何解构图像和文本的。换句话说，尽管我们确实提供了一幅关于作为作者和着者的科学家的详细图景，但是对于作为读者的科学家还缺乏系统的研究。
5．4 地方性的建构：实践的倒置
建构的另一种意义为人们继续高度关注实验室研究的情境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即建构似乎总是地方性的建构。正如劳斯［1987］在诠释海德格尔时所指出的那样，“科学必须被理解为有意识地置身于手头的工作世界，而不是以去情境化的方式去认知孤立的事物”［第108页］。自我—他人—物的重构是地方性的重构。正如前文所暗示的，实验室的力量是地方性事物的力量。但是重构也意味着伴随着地方性的方法和资源的重构，伴随着周围的仪器、现有的化学材料、现场所提供的技能和经验的重构。许多例子都可以证明这种研究的“机会主义”(opportunism)：对地方性材料的依赖性和依附性、仪器和化学材料的替换，这是因为有时候手头上没有这些仪器和材料，在场景的基础上选择某种而不是其他类型的研究动物，以及地方性的事件或材料所暗示的“思想”等等。不同的分析者运用不同的术语来指称潜在的偶然性，例如林奇、利文斯通和加芬克尔［1983，第212页］揭示了实验室实践的“实质化的”、“情境偶然性的”和“未书写的”品格；拉图尔和沃尔伽［1979，第239页］用“环境”来指称那些存在于周围并在现场研究中变得恰当的东西；诺尔［1977；诺尔—塞蒂纳，1981，第2章］所考察的则是呈现在“地方性的特质因素”中的“索引性”(indexicalities)、出现的结果、可变的规则和权力以及研究的机会主义。甚至那些花了不少时间来“观察”实验室的哲学家们也证实了这种偶然性［吉雷，1988，第5章］。一方面，“标准的”程序在许多实验室中可以成功地“运用”［参见藤村〈1988，1992b〉所描述的DNA技术的标准化］；另一方面，实验室研究也考察了标准程序的成功运用是如何基于修改和学习的痛苦过程的——正是这一过程才使得技术适合于情境，科学家适应他们的方法。它们进一步考察了，标准程序为什么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中才是标准的——在这些情境中，相对于其他“有问题的”的技术，它们被看做是黑箱。它们也考察了，这些黑箱在实验室中是如何提出与仪器和物质材料的变更有关的持久问题的［阿曼，1990；乔丹和林奇，1992］。
对现场科学活动的地方性特征的研究结果公然对公认的解释提出了挑战。依据这些解释，科学主张和程序是标准化的、普遍有效的，地方性环境仅仅是产生特定的结果的偶然因素。另一方面，在面对规则和普遍特征的颠倒时，它们事实上并不让人感到惊奇——这一颠倒是通过我们从其他场景中(8)获知的关于情境的定义和动力学来实现的，也是通过实验室所孕育和依赖的重构来实现的。就科学而言，这一发现因为下述事实而复杂化了，即根据过去的逻辑，如果在解释研究结果时必须考虑实验室的特殊性质，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把这些结果当作人为的产物而对其提出挑战：它的性质是场景的特点，而不是自然对象本身的特点［劳斯，1987，第71页］。因为我们很难论证说，事实的建构所包含的所有地方性选择“只不过”是无意义的修改，它们对所获得的结果的性质毫无影响，所以我们需要新逻辑。建构论研究指出，经历了地方性规定的科学结果不是变得更加脆弱，而是变得更牢固、更有趣味了。(9)地方性的塑造孕育了特殊的优势和机会，如果被纳入科学对象中，它们就能使科学对象在更广阔的情境中获得更大的成功。从这一意义上说，实验室类似于环境场所［温克，1991］。
5．5 建构机制与事实建构的文化
关于科学的建构论研究直到最近才使用比较方法；它们忽视了科学在知识策略和科学方法论的文化结构方面的潜在的非整体性。另一方面，特拉韦克［1988，1992］已经卓有成效地运用了比较方法，从实验室的组织、探测器的设计和建造、领导风格，以及从她所研究的高能物理学这种良好的科学活动环境的模式等方面，研究了不同国家［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文化差别。因此，她在美国的“运动队”方法与日本的“家族”方法之间做了一番对比：根据前者，领导者类似于“教练”，他知道为了获得胜利应该如何安排技能超群的运动员，应该如何制定策略；根据后者，保持家族及其资源安然无恙是每个成员的责任，决定地位高低的不是竞争而是年龄［特拉韦克，1988，第149页，第5章］。其他的差别包括：在建造探测器的过程中，日本物理学家对工业非常依赖，而美国的物理学家则喜欢自己安装［和拆解］他们的设备部件。特拉韦克［1988，第3章］还对优秀的物理学家所讲述的自身经历进行了分析，在物理学家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他们对美德的定义都与成功相联系。
特拉韦克感兴趣的不是物理学的形成，而是［男性］物理学文化的形成。最近，在首次尝试对事实建构中所运用的建构机制而不是事实建构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诺尔—塞蒂纳［1991，出版中］运用了相同的方法。正如［例如］对技能——作为在互动中获得并运用于互动的社会关系属性——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事实建构的机制包括熟练的科学家［阿曼，1990；海图，1989；请对照平奇和科林斯，1992］。但是它们还包括有机体和设备的本体论，后者来源于不同领域对自我与他物的重构，来源于在处理自然对象及其抵抗时运用的“最低限度的”相关知识论，来源于动员的社会策略——通过消除作为个体的知识主体并以社会“超有机体”取而代之，或者来源于对“转换”机制的运用［诺尔—塞蒂纳，出版中］。实验高能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对照显示，随着这些机制在不同领域中的运用，经验事物的意义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它表明了科学在建构机制和知识文化方面的非整体性。
把建构的过程限制于知识［和国家］文化，这对建构论研究的成果产生了某些影响。我们在所有的实验科学中确实都发现了同一种磋商类型了吗?我们所提出的基本范畴［例如，“偶然性”、“转译”、“决策的渗透性”、“行动者”和“网络”］和我们所描述的建构过程在所有领域中都是同等显着的吗?从微观的经验视角看，更多地关注这些范畴和过程本身如何依赖于地方性实践是必要的。提出一种能涵盖所有领域和学科的模型，往好处说，还为时尚早。思考建构机制而不是单一的实践，可以给出存在于不同情境中的各种模型；它使得关于事实建构的叙述多样化了。
5．6 实验室“外部”的建构与既定知识的建构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主要是实验室内部的建构过程。然而，用以刻画实验室内部的科学活动的某些概念，例如磋商和转译，也适用于较大情境中的存在物的相互关系，例如不同实验室之间的关系，或者活动于不同“社会世界”的存在物之间的关系［例如，克拉克，1990a；藤村，1992b；施塔尔和格里泽默，1989；泽尔登鲁斯特，1985］。唐尼［出版中－a］在对计算机辅助设计的民族志研究中，考察了这些更广阔的情境。唐尼认为，这种技术重新配置了那些对它们感兴趣的人和群体，重新磋商了大学、工业和政府组织的制度性边界。坎布罗西奥和凯廷［1991］对白细胞的国际分类作了民族志研究，这项研究也体现了对非局部性问题的类似关注。就这些问题而言，建构往往意味着对听众的建构——这些听众愿意信任实验室所生产的知识，愿意践行它的成果，并且愿意以某种方式在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中重新生产它们，从而与科学“发现”结成同盟。拉图尔［1983，1988］和卡龙［1980b，1991；卡龙和劳，1982］运用转译的概念来指称这个过程。我如何劝说某人接受我的建议、方法和发明呢?要让他们相信采纳我的提议是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的，就要对他们的利益重新做出定义，从而与我的利益相重合，因此要“征召”一群异质的“行动者”［在代理者的意义上；格雷马斯和库尔泰斯，1979，第3页］，把它们变成一张能够使技术对象稳定化的关系网络［拉图尔，1983］。转译的概念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已经被重新定义了，它不仅仅意味着利益的转译，而且意味着对行动者的“定义”。在卡龙［1991，第143页］看来，“A转译B就是A定义B”。随着决策的转译［参见上文5．2节］，建构指向了选择、地方性的偶然因素以及“非知识”考虑——它们被纳入到科学对象中来了。根据卡龙和拉图尔的转译概念，较强意义的解释是，科学对象和技术对象的确立并非依赖于研究结果所固有的有用性或“真理性”，而是依赖于能否成功地在不同的群体之间建立某种关系结构——这些群体通过相互定义而被征召、被确立起来。(10)然而，这种网络包含了科学对象和相关的技术成分，如果整个关系体系没有崩溃的话，那么这些对象就绝不会屈服。由于建构借助于转译来编织网络，因此它已经预设了技术对象［例如微生物］之间的“合作”与依赖关系。
拉图尔达到这一主张的道路十分曲折而有趣。在关于巴斯德的研究中，拉图尔［1983，1988］声称，转译的过程也许还涉及对社会的改造，这一改造是借助于围墙之外的实验室使世界殖民化来实现的。换句话说，征召听众也许意味着，在相关的地方重新构建实验室的条件，重新构建能够维系科学结果赖以“再生产”的条件。在拉图尔看来，巴斯德改变了法国农场的条件，因此他的疫苗接种方法在这些地方具有再生产性。此外，他还以更普遍的方式改变了法国社会，因为他把他在实验室中所发现的微生物纳入到社会中了，这些微生物是食品加工和疾病传播的中介行动者，是社会关系——卫生和传染过程就植根于其中——的中介行动者。因此，这些研究所提供的实验室观念是一种外部视角；实验室本身被看做是变迁的行动者，一种塑造和建构社会的手段。它是“定义”社会的场所，因为它分解成了各种要素和有益的特征。这种观点认为，建构借助于实验室对社会进行社会性建构。它似乎非常适于考察那些以实际应用为取向的技术或科学对象。正如古德(Gooday)［1992，第1页］在援引历史数据的基础上所主张的那样，如果运用于与巴斯德的研究同时期的其他学科，那么围墙之外的实验室论题仅仅具有有限的解释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