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科技政策的嬗变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506页（2188字）

在过去数年里，由于贸易问题在政治议程中占据突出地位，人们对国际科技政策的态度变化得非常快。如果看一下北美论战，那么你就会发现这种变化十分明显。美国战后的国际科学政策的特征是态度的开放，但这不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从传统上说，在西方联盟内部，美国所强调的主要是作为一种开放的国际文化活动的科学。正如一位分析家所认为的那样：“科学被看做是一种有价值的机制，它鼓励国家之间进行更多的文化合作，并且有利于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但是它不一定就能成为这些合作的要件。”［迪克松，1984，第174页］

这个时期的特征是美国的科技政策占据领导地位。欧洲和日本的战后科技政策十分迎合这种模式。美国未受挑战的科技优势及其在西方世界的政治领导地位，使它不太在意短期的直接互惠。这种领导地位极大地促进了先进工业国家之间的合作［吉尔平，1987］。正如诺［1975］所说：

比较强大的、起决定作用的热心伙伴的存在可能是成功的国际合作的重要前提。这种伙伴不仅乐意承担额外的合作开支，而且赋予合作的目标以最高的价值……。研究表明，当国家在某个特殊部门的能力越来越强时，它们就会倾向于在履行任务时通过国际合作来寻求具体的收益……它们这么做显然是出于政治理由而不是技术理由。［第651页］

除了核技术之外，科技转让在美国政府那儿几乎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重要性可言［B．L．R．史密斯，1991，第68～70页］。所有的政府机构都持有这种开明的态度，而且这种态度使这些机构没能清醒地意识到，通过政府的政策以及活跃于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所造成的技术外流将会带来长远的威胁。⁽²⁾

在20世纪70年代初，这种风气开始步入了可以称之为是国际科技关系的后支配阶段。日本甚至欧洲，都从美国战后在科技转让上所持的开明态度中获益匪浅。实际上，正是日本在跨越技术鸿沟、挑战美国在高技术产业中的领导权上取得的成功，在技术转让的国际性意义上给美国公众上了一课。到了80年代中期，美国公众开始认为，像日本这样的竞争者是对国家经济安全的一种威胁［泽伯格，1993］。在这种情况下，技术问题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并呈现出重大的政治意义。

1986年美日在半导体贸易上的争端或许是这一重大转折点的标志。一些不同的因素促使这一争端演变成一次危险的、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高技术贸易的冲突。半导体是美国的一项发明，它是战后技术革命的核心，也是诞生于美国的一项核心产业。该领域被公认为在经济和军事上具有“战略性的”意义。这场争端为国会的限制性贸易立法提供了有力的根据，它促使人们对国际贸易持一种更加怀疑的态度，从而加剧了有关产业政策的争论。

美国在具有政治敏感性的高技术产业领域所遭遇的挑战，使外国人能否进入美国所有的科学领域，包括传统上开放的美国大学系统的争论变得更尖锐了。国外公司对美国大学研究成果［它的开发受联邦政府的资助］的利用，以及获取训练和教育项目的便捷通道受到了广泛的质疑。把所谓的技术优势和高技术产业的市场份额的丢失归诸于“不公平地获取”国家的研究成果，这样的论题营造了一种技术保护主义的氛围：强烈支持限制技术和研究的获取、取限制政策，为高技术的出口定出更合适的价格，以及采取积极的措施防止技术间谍。⁽³⁾

这个论题虽然有政治号召力，但却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没有考虑所有与科学知识和新技术的应用有关的因素，没有考虑控制科技信息在国际上的流动实际造成的副作用。但是它确实使美国采取了一种更积极的技术政策。⁽⁴⁾

作为新的全球竞争者，欧共体和日本虽然从美国科学“文化”的开放性中获益匪浅，但是却认为自己可以从新干预主义的科技政策中得到好处。虽然全球化部分依赖于技术演化的内在本性及其与基础科学的紧密联系，但是，以国家或国家群［比如欧共体］的组织和财政能力为强有力的后盾，使国家能够迅速而充分地利用新知识，不管这些知识产生于何处［凯勒，1990，第1370页］。一些分析家特别强调了国家政策的积极作用［波特，1990］。新的、高度竞争的技术环境似乎要求有战略意识的政府转向学习型组织，能够辨别和支持处于创新和研发前沿的潜在胜利者［帕克特，1990］。在里普看来，通过明智的政策，政府可以为那些耗时开发出国内工艺的公司提供补偿［里普，1989，第15～16页］。

在国际竞争中，当政府“在国内国际公司的风险社会化的过程中成为催化剂和主要参与者”时［施米格洛和施米格洛，1990，第329页］，政府和国家机构的干预使得科学技术的国际化被进一步政治化了。不幸的是，主要的工业化国家逐步采取了强有力的技术政策来提升国内公司的竞争力，这种做法所导致的后果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然而，在可预见的将来，所有这些发展必将广泛地影响世界事务的未来，也将影响国际多边谈判的未来。